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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4页）

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

的演讲，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

梁启超在此书的《绪论》中说道：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

“分论”

两部。

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

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

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

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

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

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

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

[11]

梁启超是从通史和专史的关系来说明研究专史的重要，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写通史的主张有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近代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专史研究的迫切性，这是“五四”

前后学术史上的一个特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

，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

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

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

而“文化专史”

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

其中，“学术思想史”

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

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史”

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

的一个分支。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

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

[12]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门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了专史的门类，促进了学术史的发展。

“史学史”

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

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