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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02（第4页）

我认为，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作。

这项工作可能做得好些，别的事情就好办一些。

我试图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学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能做出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要把他们放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潮流中去观察他们，看他们所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且还要观察他们对于前辈史学的继承关系，对后来的史学留下了什么遗产。”

[58]白先生对这一部书看得很重，期望很高；所有参与这部书的作者，要努力把《中国史学史》这部书写好，以不辜负先生的期望。

二、中国通史：历史使命和世纪工程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

至此，以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

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大会。

会前，白寿彝教授接到了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

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59]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中国通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白寿彝教授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很多史学界的朋友和热心的读者谈到这个话题。

白先生在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

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

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

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

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

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

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6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他深感编撰一部完整的、适合于外国读者阅读的中国通史，是多么重要、多么紧迫。

他还联想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

他感受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

1975年，白寿彝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约请一些同行，开始了研究、编撰工作。

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稿，并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如基本上不引用原始材料，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表述上力求明确、凝练，等等。

不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关注。

到20世纪末，此书已是第27次印刷，累计印数达94万余册。

目前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世界语等七八种版本，在国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

《中国通史纲要》的中文版，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

它在学术上和撰述上的成功，根本的一点，是恰当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