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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科学哲学的认识转向（第4页）

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

它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而且一般来说，它的发展是因为文化接受了它的统治思想。”

[23]事实上，科学作为一个系统，始终处于与其周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关联之中。

任何科学发现和发明，任何理论的建构和提出，任何科学成果的应用、检验和推广，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的。

因此，科学是相对独立性和社会制约性的统一。

科学和知识的社会语境化，使得科学和社会严格划界的观念遭到了破坏，而这恰是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核心假设。

当然，科学中引入社会语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反基础主义的观念出现。

因为如果所有的科学都渗透着社会的因素的话，那么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式之间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也就不可能为认识论寻求一种本质同一的可信赖基础，这也就引发了关于知识和认识的不确定性论题。

其三，知识的不确定性。

社会科学哲学认识论中的这种历史的、语言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不是把知识建立在特定的基础上，而是认为知识包含自主性和自反性的观念，这就与寻求统一性、普遍性以及科学知识的最终确定性等一系列旧的知识论假设相背离。

由此就不可避免地把认识论的不确定性论题引入科学的核心当中。

这种对传统科学观念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可错论成为所有科学知识的一个显然特征。

这种“可错的世界改良论”

使得规范的科学知识几乎成为不可能。

[24]由于缺乏构成性上的一致，现实世界受到了普遍多元的反映，科学的世界图景不仅是对实在世界的客观表达，更是科学共同体间约定的语言世界，科学家所面对的除了自己的言语行为能力之外，更身处于自己深嵌其中的社会历史的境况之中，这样，科学理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叙事知识”

，相反，其合法性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的论辩才能成为可能。

其次，理论体现出明确的构成性本质。

科学知识除了以“镜喻”

的形式提供外部实在的知识描述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起着构造和建构实在的作用。

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造的世界。

理论的构造作用，在后经验主义者库恩、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汉森（N.Hanson）、图尔明（S.Toulmin）等人那里体现得特别明显。

因为“观察是负载着理论的”

，科学在其首要的认识论和理论意义上必须构成它的对象。

正因为如此，“理论可以是不充分的或不确定的。

当一个理论失败时，它就是不充分的；当它未能产生出独特的预测时，它就是不确定的”

[25]。

当然，即便一个理论并非是完全确定的，它仍然具有说明力，因为确定性只是评价理解力和说明力的适当要素之一，不管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情况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取代了传统对确定性的期待。

这一点对于当代大多数实在论观点，诸如建构论、自然化的认识论等来说，具有核心意义。

总体上讲，社会科学哲学中科学认识论的理论定位的这些转变，模糊了自然的、人文的和社会的科学之间的概念，无论哪一学科中的科学知识，都与传统上诉诸主体、研究方法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受到了核心论题、伦理—政治以及公共性的影响，都要求经过科学共同体，尤其是社会公众的辩论和介入。

虽然公众的辩论不一定能够产生真理性的陈述，但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一种科学知识，只有在其作为知识而存在的根据得到认同时，才获得了某种合法性”

[26]。

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共识，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