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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一种特殊的实证主义理论形态 逻辑经验主义（第6页）

[54]同时，波普尔也支持解释和预测的对称性，那就是，“解释每一个事件和预测它的发生是同样的”

[55]。

但是，波普尔的因果解释概念与实在论是紧密相关的。

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怀疑因果性》一文中，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建立观察事件之间的联系，其真正的目标是发现隐藏在普遍经验背后的新世界，比如，对世界的微观的和亚微观的描述，包括重力的、化学的、电子的和原子的。

事实上，这是波普尔实在论的声明：科学尝试发现隐藏在每个经验世界背后的真实的结构、本质和整体。

这也表达了一个因果性的真正概念就是一个科学解释将需要确认产生各种现象的力量和机制是什么。

因此，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尔指出一个覆盖律解释的初始条件通常被称为“原因”

（reason），预测被称为是“结果”

（effect），但是他自己并不使用这样的术语且并认为这些术语是多余的。

第二，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修正了他的立场，接受了自然必要性的概念并且宣称使用词“原因”

来描述初始条件，认为如果定律是真的，那么定律需要某些自然的或者物理的必要结果。

这在某种意义上和波普尔的实在论是紧密相连的。

对于一个实证主义者，“任何在一个科学解释的初始条件和定律中引用的非观察力量或者实体仅仅是一种虚构，来帮助科学家组织观察现象”

[56]。

但是，波普尔认为理论实体是潜在真实的，并且实在论者将原因理论归咎为是结构、理论实体和力量。

对于波普尔来讲，似乎产生现象，包括普遍定律的力量、整体或结构，甚至是像“世界3”

等抽象的结构将背负着实际的因果关系。

因此，从实在论视角来看，覆盖律模型像是实证主义者提供的二等的因果性的说明，因为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讲，因果实体和因果关系有效性的讨论是不可证实的，可能是形而上学的胡说。

但是波普尔认为，不可观察的实体，社会力量以及领域是真实的，因果性能够以纯实在论的术语被理解，并且仍旧和波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一致，这样看来，波普尔避免了本体必要性或因果性的讨论。

在覆盖率模型问题上，像亨普尔支持自然科学的概念一样，波普尔支持科学实在论，指出“规律与说明和预测有关，对于普遍性或理论科学，我们致力于用一般规律检验普遍规律；对于应用科学来讲，规律被用于预测；而在历史科学中，规律主要被用于说明具体事件”

[57]。

但是，他意识到由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规律的预测功能在这一领域难以发挥，因此，真正的类似社会规则的规律并不存在，规律在波普尔的社会科学中并没有扮演一个必要的解释角色。

总的来看，随着卡尔纳普对覆盖律解释模型的修正，放弃对存在的概念意义的形式化，寻求新概念的精确界限，使得许多反例被淡化。

波普尔则认为因果解释概念也能够以纯实在论的术语被理解，指出规律与说明和预测有关。

可以看出，随着卡尔纳普和波普尔对覆盖律模型的修正，事实上填补了覆盖律模型的缺陷。

但是波普尔后期也认为因果关系作为恒定的结合，解释的覆盖率模型和统一科学方法会产生更多模糊的结果。

当科学方法假设产生越来越多具体而严格的标准时，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仍存在重要的差异，而这些重要的差异必须通过可证伪性以及情境分析的每一个实践来解释，这意味着还需要进一步拓宽社会科学解释的领域和方法。

4.社会科学中的多元解释机制

通过卡尔纳普和波普尔对覆盖律模型的修正，不仅弥补了覆盖律模型的缺陷，也意识到社会科学解释的领域和方法需要进一步拓宽。

社会科学研究采用的方法不仅应该保留某种程度的客观性，而且要充分考虑意向性带来的价值、情感问题，尤其对意向性行动的理解既需要诠释也需要解释。

而考夫曼对社会行动的“解释”

和“理解”

、对社会事实的物理解释和意义解释，以及波普尔对社会世界的情境解释，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这些解释进路一方面成为覆盖律模型缺陷的有力补充，另一方面更加丰富了社会科学的解释机制。

第一，考夫曼对社会行动的“解释”

和“理解”

。

考夫曼对社会行动不仅遵循因果解释模式，而且与现象学中的意义判断和解释学思想结合起来，在社会科学中对意义解释进行了充分辩护。

首先，考夫曼参考了韦伯的社会行动解释原则，认为社会科学是通过解释方式来理解社会中人们的个别行为的，从而达到对某个社会事件的过程及其结果的理解，也就是对社会事件做出因果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