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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一种特殊的实证主义理论形态 逻辑经验主义（第7页）

在此基础上，考夫曼认为社会关系对社会行动的解释，即对人的态度和行动的解释，本质上是对人的行动的意向性认识（iioion），根据行动者预设的行为来解释人的行动。

考夫曼称之为一种解释体系，并将社会的概念定义为“一个社会关系解释所应用的领域，‘社会’的出现或者消失就是解释体系所应用领域的出现或者消失”

[58]。

其次，考夫曼在重新组织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时，融入了现象学、解释学的思想，通过解释，物理的行为在经验的语境下变成一种行动，根据解释标准对未来行为过程进行解释和预测。

考夫曼将打牌的规则作为行动的例子，打牌者的行为是根据游戏的规则来解释和预测的，打牌的规则就是有组织的、合法的行为规则。

“无论是相对于客观意义上的判断还是相对于偶然方面的判断，规则都是不变的，是抽象产物，而在打牌过程中，意识的数据（谁，什么地方）都是敞开的，打牌的规则主要是用来进行意义澄清的。”

[59]

而且考夫曼将胡塞尔对于意义判断的分析也应用到社会集体性概念的分析中。

对于考夫曼来讲，行动中的社会集体性是将独立存在的人作为真正的对象，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构成？这都并不重要，考夫曼在这里关注的是意义关系：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社会集体性”

概念中的“独立存在”

来理解，即便对于一个没有形成社会集体性的人来讲，仍然具有社会集体性，那么可以将“独立存在”

归于“社会集体性”

，而且“社会集体性”

作为一个定律应用的领域而存在；如果一个社会集体性概念中的“独立存在”

的意思是：“术语‘社会集体性’并不能被还原成表示人类关系的术语，那么必须否认社会集体性有‘独立存在’。”

[60]但是考夫曼并不打算将意义判断分析用来区别社会学中的宏观概念和微观概念，因为考夫曼更喜欢打牌游戏规则，其构成是众所周知的。

可以看出，考夫曼的行动（有意义行为的规则）的领域更加广阔。

最后，考夫曼完全接受了舒茨对“同在者”

（fellowman）不同结构形式的理解，主张在方法论分析中，对社会世界的意义问题理解是以行动的意义分析为出发点的，将意义作为研究社会行动的着手点，研究社会行动时，除了考察行动者和他人的关系，还要考虑这种关系对社会行动的意义问题所产生的复杂影响。

对于我们和他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可以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观察和直接理解；“对于那些由同代人或者后代构成的‘遥远世界’，则需要动机性理解，同时以‘直接经验世界’和‘遥远世界’之间的区别来替代韦伯对‘观察式理解’和‘动机性理解’的区别。”

[61]而且舒茨认为社会行动的核心是筹划，对他人的影响就是将这种筹划作为意图动机，在他人那里引发了某种有意义的经验，因此必须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行动。

在舒茨的影响下，尽管考夫曼接受了韦伯社会科学中的目标导向行动的主导地位，但是他更多地将社会行动看作是一个经验的和历史的问题。

第二，考夫曼对社会事实的物理解释和意义解释。

在对于社会事实问题的解释中，考夫曼既承认了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的相似性，也参照了现象学的观点，主张解释一个社会事实就是“理解”

，揭示对于社会事实所具有的“含义”

或者“意义”

。

首先，考夫曼认为物理事实是社会事实解释的基础。

社会事实的每一个解释假设了一个基础性解释，那就是将潜在的物理事实视为社会事实的一个基础性解释，因此考夫曼也赞同统一科学和物理主义思想，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总体上具有相似性。

其次，在将心理事实解释为物理事实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具体联结。

在这个联结中，一切意识行为的意向性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思想行为的分析，首要关注的是其自身要素以及其意向性的对象和内容。

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讲，心理—物理现象的统一以及二者的内部链接必须建立在一个适当的标准上，比如，行为是一个心理—物理现象，但是从来都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物理事件。

考夫曼将社会事实的解释定义为行为的意义—解释，这种意义—解释并不需要知识的特殊来源，而是只关注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这里的意义解释是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的一个综合，社会事实的概念能够从物理的和心理—物理的事实的概念建构。

最后，在解释行为的意义和结果时，考夫曼认为可以从物理事实、身体行动推断出的心理（意向等）以及心理—物理事实（行动），但心理的和社会事实的句子并不能还原成物理的事实。

考夫曼以胡塞尔晚期思想，特别是关于“生活世界”

和“主体间性”

的阐述为出发点，试图“追溯社会科学的根底，直指意识生活的基本事实”

，[62]这确保社会科学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主张社会科学家不仅要使用意义理解这种特殊的经验来解释人类行为，还要建立个体模式，把观察的事实作为个体在理解语境中的活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