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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第4页）

自然形象的改变、机械框架的建立，宣布了自然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死亡，支持并认可了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和统治。

麦茜特指出：“宇宙的万物有灵论与有机论观念的废除，构成了自然的死亡——这是‘科学革命’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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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者还通过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分析，指出这种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不过是一种女性原则被毁灭的发展，它是建立在剥削和排斥妇女、掠夺并迫害女性地球、对第三世界的人民实行殖民统治基础之上的不良发展。

正如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希瓦（VandanaShiva）所认为的那样，当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时，社会按照女性原则组织生产，这种女性原则是一种整体的、和谐的、生态的、可持续的、养育的和生命的原则，在这种女性原则下，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协调，社会向着可持续的、良性的方向发展。

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女性原则遭到压制与疏离，代之以侵略与扩张为特征的男性原则，女性与自然受到无休止的掠夺，环境遭到持续的开发，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完整互补关系被打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平衡遭到破坏，人口膨胀，生态失衡。

[12]这种女性原则的丧失，使得西方社会呈现不良的发展。

希瓦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发展不过是一种后殖民主义战略，它使人们把西方的殖民主义现代化模式当作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

而西方早期的发展是以建立殖民地以及破坏殖民地人民本土的自然经济为前提的，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殖民地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两个极端：一端是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资源的日益积累与丰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端是殖民地国家环境和资源的日益恶化与贫乏，人民生活水平渐为贫困。

这是一种掠夺式的、殖民式的发展，它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背道而驰。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发展的水平，而国民生产总值只说明了收益，却忽略了收益背后的代价，这种GNP无视自然资源的损耗，生态环境的恶化，被压迫阶层人民生活的贫困，事实上，它已成为衡量资源损耗、环境恶化以及被压迫人民受压迫程度的一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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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对科学传统中的父权制文化与科学的兴起所带来的自然的死亡与世界的不良发展模式的批判，揭示出正是父权制文化与科学在近代的结盟，使女性与自然所受的压迫进一步深重，只有彻底解构父权制文化本身，瓦解科学与父权制的结盟，女性与自然乃至全世界的受压迫群体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三、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意义

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作为女性主义科学批判中的一支，以其独到的视角在女性主义科学批判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第一，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以其积极的实践性，使女性主义对科学批判的力度大大加强。

从以自由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经验论女性主义科学观，到以激进女性主义为基础的立场论女性主义科学观，再到建基于后现代女性主义之上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女性主义的科学批判由“坏科学”

推进到“常规科学”

，由“弱客观性”

推进到“强客观性”

，由建构新的科学话语转到对传统科学话语的彻底解构。

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经历了一个由稚嫩走向成熟，由肤浅走向深刻，由温和走向激进的发展过程，其批判的力度逐渐加强，所产生的意义日益重大。

纵观这几种科学批判，虽然各自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权威，但由于缺乏与实践行动的结合，使其对科学的批判力度大打折扣。

而生态女性主义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与西方轰轰烈烈的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密不可分。

其早期代表人物埃奥博尼就号召女性发起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并且认为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

尔后，生态女性主义在不断出现的生态灾难所激发的抗议环境破坏的运动中兴起并得到普及。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关涉理论领域，更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运动，是女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性的环境恶化，而与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所进行的不懈斗争。

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而言，其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

世界各地有许多女性成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瑞典，她们通过向国会议员出示由腐烂的草莓制成的果酱，阻止了在森林里使用除草剂。

在印度，她们加入‘护树’运动（Chipco），反对木材市场，保护用于炊事的燃料木材。

在肯尼亚的‘绿化带’运动中，她们种植了数百万棵树以试图阻止沙漠化。

在英格兰，她们多年来在格林汉公地（Greenhamon）上扎营，抗议威胁着地球生命之延续的核导弹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