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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社会学研究的复杂性转向（第3页）

二、社会系统论思想的发展演化

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向，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80年代的语言学和后现代主义转向，90年代的述行（performative）和全球文化转向，以及近年来的复杂性转向。

“复杂性转向”

是社会科学开始的新的转向。

这个转向的出现得益于过去几十年中物理学、生物学、数学、生态学、化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取得的一些实质性进展，社会思想中新生机论（alism）的复兴以及“知觉的复杂结构”

的突现。

[58]伴随着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复杂性转向”

这一大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学中的复杂性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论题。

这主要是基于大部分社会学家的一个共识——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易变且互连。

实际上，与其说社会本身复杂性的不断增加是社会学家对复杂性方法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不如说是因为现在关注到复杂性才引起他们对复杂性理论和方法的重视。

因为社会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或同质的。

复杂性是社会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与复杂性科学的具体理论有许多契合之处，从而给复杂性方法介入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平台。

第一，作为复杂性科学的前身，一般系统论强调系统存在的客观性和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同样，以系统为单位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系统论思想也贯穿整个社会学发展史中。

社会学的“系统思想”

传统分为三个阶段。

（1）经典社会学时期，以孔德、马克思、帕累托和迪尔凯姆等为代表。

这些社会学家倾向于把社会和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系统来分析。

尽管他们的具体思想之间存在一些关键性差异，但因为这个共同的参照标准，以及对社会行为的宏观或聚合层次的关注，这些学者被统称为系统思考者，且他们的研究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为对现代西方社会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的回应。

孔德把社会作为一个经历了特定演化阶段的社会系统来分析；马克思把阶级结构和社会发展视为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帕累托考察了现代社会如何会倾向于维持不平等结构；迪尔凯姆则主要研究导致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的系统内部分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同质的群体和组织被异质的、专门化的、相互连接的组织所取代。

这些社会学家的系统思想可以说是社会系统论的雏形，同时也为社会学重视系统整体及其演化的研究趋向奠定了基础。

（2）结构功能主义时期，主要包括帕森斯的行动系统论和默顿的中层理论等。

虽然进化论和系统论的影响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弱化，但帕森斯及其结构功能主义改变了这一状况。

帕森斯强调系统化理论对任何科学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作为社会学之基础的理论体系必须是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必须符合“结构—功能”

的分析模式，且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限制在“行动”

这一参考框架内。

帕森斯在其关于行动理论的研究中，继承了早期社会学家的思想，并把这些观点整合进其行动系统论中。

他认为，社会系统就是由行动者互动构成的系统，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

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含四个子系统——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

它们分别具有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整合功能和潜在模式维系功能。

社会系统要维持其存在和有效性也必须满足这四个功能，这就是著名的AGIL功能模式。

总之，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思想以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说明了行动系统的结构和过程，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系统思维，而且涉及控制论和系统科学这些全新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是复杂性科学的知识先驱。

[59]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的保守趋势——集中研究复制、秩序和一致性而非反抗、冲突和社会变化，导致其系统论思想遭到广泛拒斥。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默顿的中层理论进一步探讨了一般系统思维与社会系统理论之间的协同发展，并填补了宏观社会理论与微观社会现象之间的鸿沟，但最终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善的社会系统观。

（3）多元综合时期和SACS时期。

多元综合时期的社会系统思想是在批判行动与结构、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等传统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典型代表。

这一理论认为，行动和结构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再生产，社会结构既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又以行动为前提和中介。

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系统的结构，又改变着系统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