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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复杂系统范式跨界应用的可能性（第2页）

这样，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些可能情况（奇异吸引子）虽不止一种，但也不会太多。

[78]因此，对于预测庞大的社会系统的行为和状态而言，这无疑是便捷有效的。

事实上，奇异吸引子作为构建描述社会系统演化模式的方程式的新媒介，它本质上暗含着某种伪可预测性思想，而这常常被一些学者当作对现代科学可预测性标准的辩护。

第二，复杂系统演化模式揭示出，表面上随机复杂的系统行为，可能只是由少数几个简单变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决定论的，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模拟。

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对任何遵循规则的社会系统而言，只要我们掌握核心变量之间准确的函数关系，并用这些变量及其演化规则来表示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就可以实现对社会系统的控制，即使系统行为是混沌的。

这样，一方面，混沌理论为社会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提供了数学可操作性。

和分形数学一样，它扩展了我们对世界进行符号表征的理论工具集；另一方面，混沌系统中秩序存在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威胁，进而维护了现代主义范式的合理性。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数学通常包含个体之间的潜在一致性，如何能在主体异质性的前提下为变量赋有意义的数量值，就成为应用混沌理论来预测社会系统过程的关键。

第三，现代主义范式建立在我们可以用数字来表征任何事物这一假定的基础上，传统的数据收集方式难以维持时间上的连续性，进而无法保证描述社会系统动态演化过程的准确性。

借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就可以处理那些多属性的、有噪声的、概念模糊的数据。

而且，对于基于社会调查所采集到的数据信息，研究者不仅可以借助列联表来考察各变量间的关系，还可以依靠精确的纵向数据分析来追踪系统状态的变化。

由此，社会系统具有了作为“科学”

研究对象的合理性。

诚然，数学形式化增强了社会科学知识的科学合法性依据，为社会科学建立具有普遍性的公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然而，对于那些定性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而言，过分重视定量数据的分析和验证，可能导致知识的分裂和形而上学世界的消失，同时也会对原有的知识框架构成一些挑战。

显然，不论是借助复杂系统概念和隐喻表征社会系统内在属性，还是借助计算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丰富对社会系统演化的形式化表征，上述努力本质上都是以复杂系统方法补充现代主义范式，并未改变现代主义范式的核心构成。

如（1）科学仍然代表着可以用经验观察来确证的真理；（2）研究是在相对封闭的学科领域中进行的；（3）科学追求的是整体属性，如系统发展规律等；（4）数字是描述真实事物的唯一方式，可测量的系统及其属性才具有真实性，等等。

[79]因此，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来说，是牛顿机械决定论范式的当代修正和完善。

2.基于知识系统多元论的科学方法

与借用复杂系统方法补充现代主义范式不同，倡导借此革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学者，强调了探索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复杂性和传统社会科学困境，特别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来自科学和哲学层面的质疑，如研究主题的主观性与研究标准的客观性、研究对象的个体性与研究目的的整体性、研究过程的不可逆性与研究结果的可检验性等，使得研究范式的变革势在必行。

因此，他们把复杂系统范式作为革新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一种有效的替代性路径。

持革新立场的学者普遍坚持一种知识系统多元论的观点。

他们对任何具体的形式主义或知识系统解释整体实在的能力，提出质疑，提倡对社会实在进行整体性的、跨学科解释。

知识系统本质上是一种使话语有意义的关系组织，在对社会系统行为及演化过程的认识和解释中，不存在唯一的理解整体社会实在的方式，一个知识系统可以把握实在的一部分，知识系统的累积帮助我们在各个层次上理解实在的基本构成和演化。

因此，我们需要基于多重视角建构起不同的形式系统，来解释社会世界。

事实上，知识系统多元论建立在“数学并不足以包含人类和社会世界”

和“真理本质上是一种约定”

等假定的基础上。

这意味着：（1）社会科学研究较少依赖于数学测量——数字不是表征社会实在的唯一方式，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编码更客观。

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不是收集数字的人，而是作为一个个体认知者，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发生交互作用的。

（2）把真理作为一种约定，涉及对任何特定的研究目的而言，在特定的条件下什么语言最适合的问题。

因此，这就凸显出了作为研究实践基础的个人或集体目的的重要性。

此外，这一观点还涉及两个方法论假定：一是观察者不能与被观察者分离；二是系统本身是不可预测的，而不是由观察者的局限性所导致的。

[80]这就从研究起点上否定了现代主义范式的封闭性、平衡性和可预测性等假定。

但与此同时，它也会产生一些深层次问题。

例如，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做出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并不明确；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如何判断结论的局限性，是来自于研究方法的不恰当性，还是研究对象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基于知识系统多元论所形成的系统知识，如何保持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张力。

而且，作为认识论前提的真理约定论如何能既保证真理的多样性，又免于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