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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取向及其研究范式的转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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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学科，在其创立之初，就开始在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等各个阶段效仿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这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社会有序本质及其基本合理性的充分信任，构成了现代公共政策，甚至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然而，随着牛顿机械论范式及其秩序观受到各种非线性和不可逆现象的冲击，自然科学家开始尝试构建新的科学研究范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政治思想家，也开始质疑牛顿机械论范式主导下的有序公共政策框架的合理性。

实用主义、渐进主义、有限理性等决策理论的出现，开启了公共政策研究向后实证主义范式的转变。

1.实证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实证主义方法逐渐渗透到公共政策领域的各个层面，涉及第三世界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实在论认识、对欧洲一体化的功能主义解释，以及对“集中化公共管理”

的强调等。

这一传统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建立在秩序范式的基础上，秩序范式包括四个核心内容：秩序、还原论、可预测性和决定论。

[7]其基本思想是：人类在处理公共事务中具有充分的理性判断能力，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长，现象将从无序转化为有序；将公共决策行为及过程分解为政策主体、政策环境等各种决策影响因素，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局部的、还原式的理解，就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公共政策的内部运行；寻找不同的政策影响因素和不同的政策结果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就可以实现对公共政策的准确预测；随着人类掌握的知识不断增长，社会有序程度会不断提高，人类的控制能力也会逐渐增强，社会的演化由此成为一个决定论的发展过程。

传统公共政策研究在实证主义范式的指导下倾向于采用定量方法，主要是统计回归方法。

把政策系统分解为若干构成部分，对这些构成要素进行量化，抽象出它们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通过对部分之间关系的统计模拟来认识整个决策系统。

这种方法建立在系统线性发展和可还原的假设基础上，本质上是对真实政策系统的过度简化，因此不能准确地反映政策主体的异质性、政策运行的内在机理、政策主体之间以及政策主体与政策环境之间的互动规则。

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穷尽某一政策所涉及的所有变量，而且在政策还原的过程中，势必会忽视某些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政策运行过程中“统计规律”

是否存在，以及这些“统计规律”

是否准确反映了政策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等，仍然是不确定的。

因为真实的政策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是靠简单的因果链就可以准确描述的。

另外，政策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政策实施的过程和结果，而这是无法用数学统计方法进行量化和分析的。

因此，定量和还原论方法，只适用于一些较简单的公共政策分析，如具有规则和有序结构的选举政策等。

对于那些可能导致不可预测事件的公共政策，因为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或脱离政策主体控制的因素的存在，定量方法的缺陷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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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统计回归为主的定量方法，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包括一定的定性方法，主要有“演绎—律则模型”

和“归纳—概率模型”

。

二者都假定了政策运行的决定论规律，忽视了政策主体的主观意向性，提前预设了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不变性。

总之，实证主义公共政策研究范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研究方法不能充分解决当下公共政策研究中存在的大量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

2.后实证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

20世纪大批思想家逐渐展开对秩序范式在公共政策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的批判。

他们发现价值中立性、数据完整性、方案齐全性和准确预测性等秩序范式的一般要求，在现实的公共政策中很难实现。

这包括：（1）韦伯第一个提出了描述传统管理和组织结构的科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