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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取向及其研究范式的转移（第4页）

但他同时也注意到，组织和制度结构可能会改变公共政策主体的潜在合理性，进而形成误导性的、不恰当的后果，即“基于规则的理性控制的‘铁器时代’”

。

（2）罗伯特·米歇尔（RobertMichels）在其《政治党派》一书中提出了“寡头铁律”

。

他认为，随着组织变得越来越庞大且复杂，它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寡头化，因此，政策主体从来都不能直接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

（3）杜威使用其“实用主义”

哲学方法，支持20世纪30年代美国教育政策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他强烈赞同抛弃当时比较流行的中央决定式的教育常规。

（4）渐进主义理论认为，因为现代国家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公共政策行动在根本上的不确定性，我们应摒弃那些严格且详细的大规模计划来试图指导整个社会的发展。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个逐步演化和完善的渐进过程。

[9]有限理性政策理论认为，人类理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直觉、经验、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考虑到政策主体信息处理能力所受到的约束，这一理论通过聚焦于所研究问题的本质来简化决策变量，用满意决策来代替绝对理性作为政策评估标准。

虽然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但至少在实证主义范式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公共政策研究中，开启了方法论反思的先河。

实证主义公共政策研究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中立”

立场，主张采用定量统计、实验和机械还原等自然科学方法。

与此相对，后实证主义公共政策研究范式，是在建构主义本体论和诠释学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一方面，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否认政策的绝对客观性，重视观念和话语在政策与政策主体相互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把公共决策理解为一个过程，[10]反对把政策的成功与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对等起来，突出政策语境对政策实施的潜在作用；认为政策主体的认识受到时间、环境及自身价值观的限制，对政策主体及其相关互动进行量化，是对公共政策实体的片面割裂。

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实证主义公共政策研究的缺陷；但另一方面，公共政策被视为由语言构成，论证（argument）是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的核心，政策话语是行动者对特定社会现象的主观诠释与意义宣称，政策过程被视为一个论辩的过程。

[11]虽然政策话语研究者并非完全否定物质实体的存在性，但其以“对问题的不同建构将导致不同的政策干预选择”

这一假设为前提，来展开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经验分析，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价值和规范的过度重视，从而招致对其走向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判。

事实上，不论是理性主义者的有序范式，还是以建构论和诠释学为基础的后实证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片面的，因为二者都假定人类及其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有序或无序的，而事实上它们既是有序的又是无序的。

对公共政策研究来说，如果接受复杂性框架，就必须放弃实证主义范式和后实证主义范式之间的机械区分。

复杂性理论认为，物理实在和社会实在都是由大量相互作用的有序的、复杂的和无序的现象构成的。

我们可以集中研究现象的某一方面，如有序（重力或存在的基本形式：生命死亡）、复杂（物种演化或制度发展）或无序（随机机会或不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象的其他方面就不存在。

[12]理查森（KurtRi）和西利亚斯（PaulCilliers）指出，我们既需要数学方程式，也需要叙事描述。

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某一方法比其他方法要更恰当，但这种方法不应该被视为比其他方法更科学。

[13]公共政策研究应尝试更加多元化的方法论框架，来实现其对政策实践的更好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