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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第3页）

后又命崔浩、高允、张伟等“续成前纪”

，“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

。

崔浩应是北魏史撰述的创始人。

他接受著作令史闵湛、郄标的建议，以《国书》刊石写之，以示行路，从而因“尽述国事，备而不典”

获罪，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受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

崔浩监秘书事，故“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同作死者二十八人”

[70]。

这就是后史常说到的“崔浩国史案”

。

以后，北魏皇朝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便无太大举动。

直至北齐天保时，魏收等撰成纪传体《魏书》130卷，才有比较完整的北魏史问世，并流传至今。

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

尽管它们都已散失，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隋朝与唐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强化了，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首先过问的一件事情，是命魏澹“别成魏史”

。

而魏澹所撰《魏书》“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

，隋文帝“览而善之”

[71]。

这是通过改撰魏史，在历史上为西魏、北周争得合理地位，而最终是为隋朝争得合理地位。

隋文帝在撰史方面过问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开皇十三年（593年）下了一道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72]这表明皇家垄断“撰集国史、臧否人物”

的决心，魏晋南北朝以来私人修史的势头受到了扼制。

这是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强化在修史方面最直接的反映。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

诏书指出：史官的职责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

，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的作用。

魏、齐、周、隋、梁、陈六代都“自命正朔”

，“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

；然诸史未备，令人惋惜。

诏书对撰述六代史提出了总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73]这道诏书，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