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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第4页）

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的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地位。

他重视周、隋的历史，但也没有排斥梁、陈，显示出对于史学工作有一种开阔的视野。

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却为唐初修撰前代史确立了宏大的规模。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

，以令狐德棻主修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

[74]。

这是武德年间修史工作的继续。

经众议，北魏史有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

。

为实现这次修史任务，这一年，唐太宗对修史机构做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

，“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

[75]。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修成。

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76]这一段话，阐述了唐太宗对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尤其是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阐述了唐初统治者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跟秦、隋皇朝的区别。

隋、唐统治集团在历史意识强化方面是一致的，在对待修史工作的具体政策上却并不相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隋、唐在文化政策上的得失。

贞观年间，唐太宗还诏修《五代史志》、重撰《晋书》；史家李延寿秉承家学，撰写《南史》《北史》。

至唐高宗时，这些撰述先后成书，显示出官修皇朝史的重大成就。

二、从分裂到统一：史家政治观念的变化

政治形势往往影响到史家的政治观，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说明史学同政治本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南北朝时史家作史，“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77]。

这明显地表明“南北分隔”

的政治形势和对立倾向。

尔后，到了唐初人们撰《隋书》，就强调“《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

“区宇之内晏如也”

了[78]。

这种政治观念的变化，对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即促使史学家更全面地、更真实地认识社会的演变，《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

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

从史学和历史的关系来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因而史学家对反映历史的史书也要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

而这种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的提出，从终极的原因来说，它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从史学家的直接动因来说，它往往是史学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局面的反映。

因此，史学家的一种历史观点的提出，是必然要受到一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的，尤其要受到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一定政治要求的影响。

本文上面所引用的刘知幾的“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