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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第5页）

的说法，以及他认为史学家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重新看待历史和撰写史书的见解[79]，正是史学和政治、史学和历史这种关系在史学家认识上的反映。

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着重讲讲《南史》《北史》的历史思想与政治观念。

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写了他父亲李大师的史学抱负，这就是：“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

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

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李大师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以为没齿之恨”

，而李延寿“追终先志”

，完成了他父亲的未竟之业，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段佳话。

倾向统一的政治思想，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共同的思想，也是他们撰述南北朝史的指导思想。

从总的方面来看，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大致是相同的，但从具体的政治条件来看，李延寿却有着远远优越于他父亲所处的政治环境。

李延寿的整个政治生涯和治史道路，几乎都是和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相始终的。

其间，许多重大事件都会直接、间接地对他产生影响。

譬如，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唐高祖李渊（他当时是太上皇）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汉代未央宫旧址举行宴会。

在热烈而融洽的气氛中，北方突厥族首领颉利可汗起舞，统治南方各族的首领冯智戴咏诗。

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80]这是一个庆祝全国统一、“胡越一家”

的热烈场面，它同李大师慨然而叹的“南北分隔”

的政治局面和互相诬骂的对立情绪比起来，自不可同日而语。

又如，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面对群臣，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

其中第五个原因是：自古以来多数帝王都以“中华”

为高贵，以“夷狄”

为低贱；只有我能够同样地看待他们、爱护他们，所以少数民族对待我就像对待父母一样亲近。

这是我得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原因之一[81]。

唐太宗总结的五条历史经验，前四条都是关于怎样看待人和怎样使用人的问题，第五条是关于民族政策和政治局面问题。

这两件事情，贯穿着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思想。

《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在政治上，作者充分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在历史撰述上，作者明确提出“编年以备南北”

和“编次别代，共为部秩”

[82]的原则，主张把南北朝各代历史编撰成一部史书。

这个指导思想最后由李延寿贯彻到《南史》《北史》的撰述之中。

《南史》《北史》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作者取消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所谓“索虏”

和“岛夷”

的称谓。

此外，李延寿在讲到如何看待南朝和北朝的历史的时候，反复说明他跟南北朝时期史学家在看法上和历史编撰上的歧异。

关于北朝的历史，他不赞成把北魏以前的一些少数民族所建皇朝的历史“编之四夷”

，认为这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

的做法，既混淆视听，又无益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