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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第9页）

这是谱牒同家传的一个区别。

它们的另一个区别，是家传都撰自私门，而有影响的一方之谱和全国总谱多出于官修。

《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类著录的谱牒之书，有帝谱、百家谱、州谱、家谱共34种，是属于这个时期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谱牒之书，其实际上的数量自然比这要大得多。

仅《世说新语注》引用谱书46种，就有43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佚亡的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大，从而可以推见魏晋南北朝谱牒撰述之盛。

谱牒撰述之盛导致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

东晋南朝谱学有两大支脉，一是贾氏谱学，二是王氏谱学，而后者源于前者。

贾氏谱学的奠基者是东晋贾弼之。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记：“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

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年），贾弼之在朝廷支持下，“撰定缮写”

成书，并经其子匪之、孙渊“三世传学”

。

此书包括“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

。

这就是《姓系簿状》一书，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

刘宋时，王弘、刘湛“并好其书”

。

弘为太保，“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

[92]。

萧齐时，王俭重新抄次《百家谱》，而贾渊与之“参怀撰定”

。

贾渊亦自撰《氏族要状》十五篇及《人名书》。

其后，贾渊之子执撰《姓氏英贤》一百篇和《百家谱》；贾执之孙冠，承其家学，亦有撰述，这都是王氏之学兴起以后的事了[93]。

王氏谱学兴于梁武帝时。

尚书令沈约指出：东晋咸和（326—334年）至刘宋初年，晋籍精详，“位宦高卑，皆可依案”

。

后来由于晋籍遭到篡改，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

。

他认为，“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

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

王僧孺乃“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

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撰成《百家谱》三十卷。

他还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94]。

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

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

晋、宋因之，始尚姓已。

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