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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第11页）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

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

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

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124]

贞观七年（636年）当梁、陈、齐、周、隋“五代史”

纪传同时修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在奖赏修史大臣时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

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

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

[125]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这正是唐太宗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中的格言之一。

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他还提出自己有“三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126]对于唐太宗来说，所谓“以古为镜”

，可以看作是史学自觉的又一种表述形式。

唐太宗的史学自觉，还表现在他要求臣下认真读史，从史书中得到提高。

他曾赠大臣李大亮《汉纪》一部，并嘱咐他说：

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

公事之闲，宜观典籍。

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127]

《汉纪》改《汉书》纪传为编年，记西汉一代史事，自不限“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

，但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对《汉纪》的这个评价，可谓切中要旨。

综上，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总的认识：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是“贞观之治”

的思想基础之一；他的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和史学事业中的作用及其产物是“贞观之治”

积极成果的重要方面。

历史发展了，时代特点不同了，但史学自觉对于政治家的重要，自有其一定之理，这仍然是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