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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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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深自反省，他写道：

君子劳处其难，不肯安居其易，故福庆流之。

是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欲悔非于既往，唯慎祸于将来。

当择哲主为师，毋以吾前为鉴。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只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

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

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

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

犬马鹰鹘，无远不致，此非节心也。

数有行幸，以亟人劳，此非屈己也。

斯数者，吾之深过。

勿以兹为是而取法焉。

[121]

他的这种自我批判，几近于苛刻的程度，有的话或许后人中那些最严厉的批评家都会觉得过分。

但是，我们对唐太宗自省的真诚之心和他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似不必有什么怀疑。

反之，对暮年的唐太宗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倒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

可以说，《帝范》是他留给太子李治的一份政治遗嘱，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政治思想遗产。

唐太宗的史学自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学习、思考和体验的结果。

早在他作为秦王的年代，秦府的学士们多是饱学之士。

其中，虞世南同秦王李世民讨论历史问题最多。

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一书，以“公子曰”

“先生曰”

的问对形式表述，当是他同秦王讨论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得失而写成的[122]。

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

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

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123]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唐太宗十分悲痛，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

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

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

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

从这些记载来看，秦王李世民从虞世南那里受到的史学熏陶是很深刻的。

秦王李世民的这种史学修养，在他即位之后又不断得到提升。

按旧制，帝王不得亲览国史，但唐太宗却提出要观览国史的要求，他坦然地表明自己的意见。

史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