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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第7页）

应当承认，正如唐太宗晚年自省的那样，在“盛世”

之下，他本人也滋长了骄奢之风，因而屡屡受到大臣们的诤谏。

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唐太宗自己是不曾忘记“慎终”

这一要求的。

关于善始慎终的政治目标，唐太宗着眼于两点，一是反复向大臣们致意，表明唐皇朝的功业，非其个人可以达到，“实赖诸公之力”

；二是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即“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

他明确地指出，这都是他阅读史书所得到的启示。

其中，秦、汉的经验教训尤为他所关注。

吴兢的《贞观政要》以卷末记唐太宗重视“慎终”

之事，也表明了史家的深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

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

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

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恩其终始。

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

魏徵对曰：“自古已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

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

天下今虽太平，臣等尤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115]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

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

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

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

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

[116]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和魏徵有一番对话。

吴兢写道：

[太宗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

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

公等宜念公忘私，即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

魏徵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

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

[118]

从这些言论和思想来看，唐太宗确是认真阅读史书的，他对于秦汉史事尤为关注和再三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由此可见，唐太宗不是一个狭隘的、只讲实用的人，他是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力图从中寻找到正确的路径，以求长治久安。

不仅如此，他还致意于有唐一代在历史上的位置，希望“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