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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第9页）

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

，以致“其为壅塞，无由自知”

，“身亡国灭，岂不悲矣！

此拒谏之恶也。”

纳谏与拒谏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前途，如此分明。

《去谗篇》是《纳谏篇》的进一步发挥，指出：“谗佞之徒，国之蝥贼也”

，“故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

可不诫哉！”

《诫盈篇》阐述“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

民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

的道理，故应切记“骄奢之忌”

。

《崇俭篇》是《诫盈篇》的姊妹篇，进一步论述了“奢俭由人，安危在己”

的思想。

《赏罚篇》认为：“赏罚之权”

应做到“无偏无党，王道****”

。

《务农篇》说：“食为人天，农为政本。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

又说：“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温。”

全篇反复致意于“务农之本”

。

《阅武篇》一方面指出“兵甲者，国之凶器也”

，一方面又指出“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

这里包含着对“兵甲”

的辩证观点。

《崇文篇》指出：“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

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

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

，“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

“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

，全面强调“文”

对于政治统治、“弘风导俗”

的重要。

以上这十二篇的主旨所在，就是唐太宗在序中所说的，自古以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

。

当然，由于他自身的丰富而宏大的政治活动，在这些理解中渗透着他的亲身体验和经验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范》一书可视为唐太宗在总结自身政治活动及体验的基础上所撰成的一部“君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