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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128（第4页）

这跟上述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

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地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

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

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

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

[140]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

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

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

，都是“忧世”

“泣血”

之作。

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指出：

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包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

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

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

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诬圣德，则旱虽烈，犹可弭也。

然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

陛下虽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亦不知所以为策矣。

[141]

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

唯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

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

。

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

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142]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如果说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的话，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三、关于史家之忧的思考

宋代史家还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史家之忧做进一步思考，从而拓展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空间。

苏辙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

[143]苏洵、苏轼、苏辙号称“三苏”

，以文学名于世，但他们确与史学有密切关系。

苏洵撰有《史论》三篇，他在上篇中写道：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

何忧乎？忧小人也。

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

楚之史日《祷杌》；梼杌，四凶之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