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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意识的发展（第5页）

先秦时期，有的史官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春秋时期的晋国史官史墨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30]这几句话的大意是：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正如《诗》所说的：“高高的堤岸变成了河谷，深深的河谷变成山陵。”

虞、夏、商三王的子孙如今都成了平民。

这种关于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变化的认识，《易经·系辞》讲得很多，其中有一段这样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里所讲的社会历史包含着传说的成分，讲的变化也很笼统，不像史墨说得具体；但这里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即“穷变通久”

的认识模式，却有重大的思想价值。

这种承认社会历史变化的存在及其合理性的认识，不仅对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始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改革活动的思想武器。

先秦时期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已明确认识到人和人事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或者委婉地否认“天命”

的作用，或者把“天命”

摆在一边，不去理睬它。

这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深化的又一个方面。

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叫裨灶的人对执政大夫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出现火灾，如果我们用宝物祭神，就可避免火灾。

子产没有听他的话。

后来，这四国果然都发生了火灾。

于是裨灶又说，如采纳他的建议，郑国可以避免再次出现火灾。

子产仍然不听。

郑国大夫子太叔批评子产把爱惜宝物看得比保护百姓利益、国家存亡还重。

子产回答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意思是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怎么能了解它们的关系呢？裨灶哪里懂得天道？这个人的话说多了，难道不会偶尔说中的么？子产终于没有拿出宝物祭神，郑国也没有再次发生火灾。

[31]子产没有公开否认“天道”

，但他相信“人道”

即人事对于政治得失是更加贴近、更加重要的。

从本质上来看，这里包含着对于“天道”

“上帝”

主宰社会历史面貌的传统认识的否定。

孔子和他所作的《春秋》一书，在历史观念上也是重视人事的。

《春秋》重人事，主要是它认真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

它没有像《诗经》中《雅》《颂》那样的神灵气氛，也没有像当时一些国史那样记述神话故事、预言、梦幻等。

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看待的。

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32]的思想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