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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意时势与事理（第6页）

“事理”

则不然，是内在的和抽象的，但又不是不可认识的。

王夫之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

，“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55]“势”

之必然之为“势”

者，便是“理”

；“理”

与“势”

是一致的。

从王夫之所解释的“势”

同“理”

的关系来看，“势”

是“理”

的形式，“理”

是“势”

的本质。

他以此来认识历史，来评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认识历史和评论史学之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

那么，人在历史变化中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都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古代史家早有认识。

《左传》昭公十八年引郑子产说的“天道远，人道迩”

的话，就包含了对人的作用的重视。

《史记》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显示出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之前所未有的关注。

有的史家在考察重大历史事件时，固不排除“天之所赞”

，但已把“人谋”

摆在首要地位[56]。

类似这样的认识，在史学上还可以举出不少。

柳宗元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在理论上和政治思想上都是有意义的。

柳宗元把分封制的实行视为一个自然过程，但并没有无视人的作用。

《封建论》中包含了“圣人”

因势制宜的思想，也包含了“圣人”

无法改变“势”

的思想，只是没有充分阐述罢了。

苏轼关于“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