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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古今之变（第6页）

任何历史编纂形式的发展都是人们认识历史之方法与途径发展的反映，而这种编纂形式的出现又必然反过来启发更多的人采用新的方法与视角去认识历史，以丰富自己的智慧。

因此，章学诚说的“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

等多种通史著作形式，不仅有历史编纂上的意义，也有历史认识上的价值。

章学诚对通史撰述之得失的理论性分析，其要点是：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

这里说的“六便”

“二长”

“三弊”

，主要是从历史编纂上所做的理论性分析，但其中也有的跟历史认识有密切的关系，如“六便”

中的“平是非”

即属于这种情形。

章学诚说：“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也。

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

司马氏的西晋王朝“受禅”

于曹魏，所以写晋朝历史必然要以魏为正统。

韩通是五代时后周大臣，与赵匡胤是同僚，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韩通在京城被杀。

北宋建立后，其史官多是后周之臣，因避“国嫌”

故不为韩通立传。

韩通事迹，见于元人所撰《宋史·周三臣传》。

章学诚举此二例以证“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

的规律，而这正是通史撰述比较容易做到的。

如此看来，“平是非”

就不只是历史编纂的问题了，其中还包含了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评价问题。

章学诚还说：“《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

又说：“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

[71]这里从“通”

的本义讲到“通史人文”

中的“义例所通”

，既是通史撰述中的一个具体技术问题，又是历史认识中的一个具体方法问题。

人们掌握了这个方法，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会认识得更加清晰、更加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