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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治乱得失（第2页）

他说：曹操认识到“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

，但却被袁绍抢先了一步，以致“后来崎岖万状，寻得个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着”

。

故曹操终究不失为能够把握“大机会”

的人物，“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

。

[78]孙、刘虽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

，以一度成鼎足之势，也还是可以称得上能够抓住“大机会”

的政治家。

朱熹说的“大治乱得失”

，比较容易理解。

他说：“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如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

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

[79]《史记》揭示了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而《春秋》却并不“说破”

，是寓其义于史文之中。

其实《春秋》文字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

朱熹有时也离开具体的史书而讲他自己对于治乱盛衰的认识，如说：“物久自有弊坏。

……秦汉而下，自是弊坏。

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

[80]这些话，似更能说明他讲的“大治乱得失”

的含义。

总之，可以这样说，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篇章写出了大机会。

这是他对有关史书在这方面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

在北宋和南宋，跟这种认识相同或相近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朱熹有更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因受时代的影响和启迪，对兴亡治乱问题有广泛的探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

宋人承其余绪，又有了贞观、开元之治和唐末、五代之乱的比较，他们对治乱问题看得很重，这是很自然的。

一部浩繁的《资治通鉴》，可以用司马光的两句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81]来概括。

范祖禹《唐鉴》序，概说唐代“兴废治乱之所由”

是：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

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

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

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