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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治乱得失（第3页）

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

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

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

[82]

宋代史家这样重视历史上的尤其是唐代的治乱兴废，自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

可见朱熹说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也不是偶然的。

宋人孙甫更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对于“治乱”

的认识。

孙甫也是专治唐史的。

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以16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75卷。

可惜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92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3卷。

孙甫撰《唐史记》，这跟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他在《唐史记·序》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归结起来，其大意是：

第一，认为古史《尚书》《春秋》“体不同而意同”

。

《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

。

两者“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

。

史家撰述，欲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当师法《尚书》《春秋》。

第二，批评司马迁“破编年体，创为纪传”

，虽便于记事，所取亦广，以“才力雄俊”

而贯穿全书，但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

反倒不清晰了。

他进而提出：

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

事臧则成，否则败。

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

此当谨记之。

他认为《史记》没有做到这些，是其“失之大者”

。

第三，纪传、编年，凡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