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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与良史之忧（第2页）

，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

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

吴兢从玄宗时大臣源乾曜、张嘉贞任相职时“虑四维之不张，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未尝有乏”

的做法中得到启发，认为唐太宗时期的“政化”

，“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所以决心写一本反映唐太宗贞观年间政治统治面貌的专书。

《贞观政要》10卷40篇，它的篇名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

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其义在于“惩劝”

。

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有充分的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

[61]唐太宗时的“政化”

是最切近、最光辉的榜样，无须再从尧、舜、文、武那里寻找根据和楷模。

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王）、武（王），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

做起。

他的这种现实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

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

本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这位被当时人誉为董狐式的史家的忧患意识。

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这种忧患意识表述得更加明显了，他说：“望纡天鉴，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贞观政要》这部书在晚唐以后的历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宣宗是晚唐时期一位尚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有较好的评论。

史载，唐宣宗曾经“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62]。

辽、金、元三朝统治者，都曾把《贞观政要》译成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教科书来读。

这书不像《资治通鉴》那样宏伟，却有与后者大致相同的政治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

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

南宋时期，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

这三部书，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

，都是“忧世”

“泣血”

之作。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

。

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即袁枢）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

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65]杨万里的话，反映出历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明末史学家谈迁著《国榷》一书，作者对于明代社会前途的深深忧虑，积淀为对于明代历史的严肃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