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章 史学与人生修养（第2页）

[3]从写人的角度来看，这部“实录可以称得上是描绘出了自上古至司马迁所处时代的一幅人物长卷。

刘知幾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史家写人物的问题提到理论上来认识。

《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他的这几句话，至少表明了两点认识：第一点认识是，史家作史而写人物，必着眼于善恶突出者，因为他们可以起到“诫世”

和“示后”

的作用。

第二点认识是，倘若有一些“恶可以诫世”

“善可以示后”

的人，死后其名不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职。

这一点，跟上面所引的司马谈说的那些话，有可以吻合之处。

前一点认识，是提出了史家写史当以什么样的人入史的标准；后一点认识，是指出了史家在写人的问题上所担负着的社会责任。

刘知幾在本篇末了写道：“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4]不论写人还是写事，都是史家应当慎而又慎的。

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在历史撰述上突出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显示出了中国史学有久远、深邃的人本主义渊源，到刘知幾把史家应当如何对待写人的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分析时，中国史学已经切切实实地形成了人本主义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唐宋以下的历代史学中还不断有所发展。

那么，史学家是怎样写出历史上芸芸众生的呢？认识这个问题，无疑当从以写人物为中心的历代正史入手。

通观《二十四史》的列传，大致可划分为杂传和类传两大部分：杂传多是以一人为传或事迹相关联者合传；类传是以同类之人合传，有的正史也以民族、藩镇、外国列于类传。

一般说来，史家对于列传的编次和人物事迹的撰写，大致是按照三个序列考虑的：一是社会角色序列，二是事功序列，三是道德尺度序列。

所谓社会角色序列，从大的方面看，本纪记君主及其统治时期的史事，而列传记人臣史事；从列传本身来看，不同的类传所记的人物，反映出不同的社会角色，如《史记》所创的儒林、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传，他们同杂传所记朝廷文武大臣的社会角色有明显的不同。

所谓事功序列，主要指列传中杂传所记人物，也包括世家中所记的一些人物。

所谓道德尺度序列，比较明显的是类传中的循吏、酷吏、佞幸等传所记的人物。

史学家按照这三个序列，把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组织到历史著作之中，再现于读者面前。

当然，这三个序列并不是可以截然划分开的，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主要是按照社会角色表现出来的人物，其中很多人也都必须接受社会和历史对其功过做出估量，而几乎所有的人也都不能不受到道德尺度的衡量；以事功入史的人，当然也应当受到道德的裁判；而一定的道德的体现者，归根结底，也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

只有当我们把历史人物的内在的复杂性经过“提炼”

和“外化”

以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史学家笔下的芸芸众生原是一个有序的组合。

此外，这三个序列，在历代史家撰写的《二十四史》中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故也不可作整齐划一地看待。

这里，比较重要的有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