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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6页）

，“善恶”

是否“足以为诫”

。

答案是肯定的，则可立传，反之则不可立传。

这个史书中人物立传的标准，极其鲜明地排斥了以“富贵”

与“贫贱”

为立传的标准。

同时，按照这个标准，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史书撰述中，对历史人物的处置，必然会有“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

的变化。

路隋所提出的对史书中人物立传标准的见解，是史学发展到较高程度才可能提出来的，也确是史家们在史书编撰过程中经常碰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

司马迁著《史记》，关于列传部分，他的原则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18]。

从字面上看，这里强调了“功名”

，没有强调“善恶”

。

但是，在司马迁笔下，“扶义”

之人，就是“善”

的表现，当无疑义。

唐代史家刘知幾论史书的人物立传，提出这样的见解：“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

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19]从字面上看，刘知幾只是讲到了“善”

与“恶”

及其是否可以“示后”

“诫世”

的原则，而没有提及“功名”

。

其实，他在作具体分析时，也讲到了历史人物的“功烈”

。

总之，司马迁说的“功名”

，其中不乏道德的含义；刘知幾说的“善恶”

，其中也包括了功名的因素。

路隋所论，可以说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功名”

和“善恶”

都明确地提出来了。

当然，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功名”

和“善恶”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不论在是否可以立传的问题上，还是在对历史人物作具体评价时，都要因人而异，不能作简单地处置。

路隋议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要打破以“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