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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第7页）

与“贫贱”

为画线的标准。

从路隋议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是十分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人物立传原则的。

同时，从对于信史目标的追求来看，史家是不应当把那些“德不修而轻义重利”

之人作为“垂于后者”

而写入史书的。

（四）提出行状不足以取信

史书为人立传，不可轻信行状。

对此，史官李翱提出深入的论证。

《史馆杂录下》记：

（永贞）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翱奏：“臣等谬得秉笔史馆，以记录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佞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

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

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

盖亦为文者既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

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

不然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

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

若使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则必有人知其真伪。

不然者，纵使门生故吏为之，亦不可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

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绩，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假令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传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

……史氏记录，须得本末，苟凭往例，皆是虚言，则使史官何所为据？伏乞下臣所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实，辄敢陈论。”

制可。

[20]

李翱代表当时史官所上的这一长篇奏议，针砭了当时作史的一大弊病，即以个人行状为传记的依据。

李翱认为，这种弊端一方面表现为对传主的“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

，造成传记“不实”

；另一方面表现为“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

，既有悖于古风，又不合于实录。

为此，他提出改进行状的写法，即“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绩，皆据事足以自见”

。

只有这样，行状才有其可信的价值。

行状是个人历史的反映，个人历史又可能与国史相联系。

因此，李翱的奏议，实为当时修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李翱所论，还涉及什么是“事实”

这一命题，而他所说的“指事书实”

“指事说实”

，都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