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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第4页）

难怪刘知幾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19]曲笔给史学造成的灾难是极为严重的。

三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唐代史学也是如此。

尽管“曲笔”

在唐代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究掩盖不住“直书”

的光辉。

对于唐代许多正直的史家来说，“直书”

恰是他们的天职和本分，因而对他们有更大的魅力。

因此，在唐代史学中，史家直书，不绝若线。

而这种直书的传统和精神，因人因事而异，显示出种种特点。

（一）“书法无隐”

“直书其事”

的政治原则

“直书”

是唐初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治史原则之一。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提出的修史原则要求是：“务加详核、博采旧文，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20]这“书法无隐”

指的就是“直书”

。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21]“皆须备载”

的要求，也包含着“直书”

的思想。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在浏览史官所撰高祖、本朝实录时，见史官所记“玄武门之变”

一事，“语多微文”

，似有所隐，因而又对房玄龄说：“朕之所为……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

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22]这里说的“直书其事”

，把“直书”

的原则和要求提得十分明确了。

对此，我们尽管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评论，但是，由于唐初最高统治者倡导“书法无隐”

“直书其事”

的“直书”

原则，这就为其后历朝一些史官坚持直书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依据和政治上的保证。

（二）“善恶不直，非史也”

的治史标准

“直书”

也是一条治史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