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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第5页）

唐太宗曾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

褚遂良认真地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

[23]史官杜正伦还对唐太宗这样说过：“君举必书，言存左史。

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

[24]褚遂良的“守官”

与杜正伦的“愚直”

，说的都是要尽到史官的职责和本分，表明了他们敢于直书的思想。

这与唐初统治者提出的“书法无隐”

“直书其事”

的治史原则极为吻合，相得益彰。

正谏大夫、兼修国史朱敬则曾上《请择史官表》，指出：“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世），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

[25]反映了他渴求良史、提倡“直书”

的愿望。

另一史官刘允济认为：“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

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

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

[26]刘允济是把一个史官能够“善恶必书”

即“直书”

，作为终生的重大使命来看待的。

这比“守官”

“愚直”

的思想，似乎又进了一步。

这种“善恶必书”

的思想，在唐代后期又有所发展。

唐文宗时，谏议大夫、兼起居舍人魏謩提出了“善恶不直，非史也。

遗后代，何以取信”

[27]的见解。

这显然是一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

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

、竭尽“愚直”

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后代”

，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

的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

（三）“无污青史”

的严肃态度

“直书”

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的表现。

刘知幾说过，一个正派的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