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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1（第6页）

这完全代表了他的为人行事。

武则天、唐中宗时，刘知幾担任史职，“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

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

。

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郁怏孤愤，无以寄怀”

。

为此，他感到愤慨，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29]。

这样，他就给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洁身自好、“无污青史”

的榜样。

（四）“不取人情”

的正直精神

“直书”

还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

唐代史家中，“直书”

者是不乏其人的，吴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武则天晚年，张易之、张昌宗欲作乱，遂赂使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谋反。

张说始而应允，继而反悔，终以贬谪岭表。

唐玄宗时，吴兢参与修《则天实录》，直书其事。

时值张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

。

吴兢始终是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

由于吴兢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

[30]这种敢作敢当、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书的重要条件。

（五）叙事“切直”

的质朴文风

“直书”

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点：质朴与切直。

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

其他如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

[31]，也都具有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

综上，在唐代史学中，“直书”

的优良传统是始终保持着的。

这是唐代史学极可宝贵的遗产之一。

为什么许多封建史家能够秉笔直书？这也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这是某些封建统治者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

唐太宗要求“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皆须备载”

，这不独是提倡史官直书，也是鼓励人们大胆发表意见；他要求对“玄武门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