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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第7页）

吴兢认为，效法唐太宗时的政治，便可长久治安。

他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

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已哉！”

[19]这两种做法，都有其合理性，一是举前车之鉴，一是举政治楷模，目的都是为了治国安邦，谋求长治久安之路。

但前者敢于指出以“亡国”

为训，不独需要勇气，而且也具有警醒人们的震撼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后者来得更加深刻。

魏徵和唐太宗都是隋唐之际的政治人物，故“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并非空话，而是实有所指的具体事物。

只要认真想一想隋朝之所以危、乱、亡的原因，进而避免其覆辄，则可以达到安、治、存的政治局面的目的。

这既是政治实践和历史经验之间的一种张力，也是居安思危意识中的历史辩证法。

而这种张力和辩证法也并非是说说而已，它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魏徵进一步指出，真正懂得存亡的辩证关系，就应在政治措施方面有具体的表现。

这些具体的表现，就是魏徵在上疏中所说的自“节嗜欲以从人”

至“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

等五个方面。

倘如能如此去做，则“帝王之盛业”

，就可以达到“慎守”

的目的了。

魏徵在强调以隋的“存亡”

来辩证地看待存亡、安危、治乱的关系时，同时还指出最高统治者要学习尧、舜能够接受人们批评的胸怀，学习禹、汤敢于公开“罪己”

的勇气，学习汉文帝“惜十家之产”

的节俭作风，等等，从而使他的居安思危的政论更具深刻的历史感。

应当指出，居安思危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久远的传统，而魏徵把其中的辩证关系阐述得如此透彻，而且是直接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的诤谏，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三、知人、用人、任人的历史智慧

魏徵认为，不论是最高统治者的合理认识，还是明确的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的政策及其具体实施，都离不开人才。

因此，在他的论时政疏的第四疏中，集中论述了人才的重要，反映了他关于知人、用人、任人的历史智慧。

关于人才问题，魏徵首先从一个根本原则说起，即“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

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

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

[20]。

这是明确表明，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尤其在君臣之间，要保持着“德礼诚信”

的原则，而这原则实际上是维系政治统治的关键，即所谓“国之大纲”

。

熟悉历史经验的魏徵深知，最高统治集团中的猜忌、矛盾、倾轧，既无“善始”

可言，更谈不到“克终”

。

因此，他在论述人才问题时，首先提出“德礼诚信”

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或者以这个前提为标准，就是鉴别人才的问题，于是魏徵反复论说区别君子、小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