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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11页）

杜佑对魏晋以来的取士制度颇持批判的态度，他主张选拔人才，要注意到“行备，业全，事理，绩茂”

这样几个因素，即着重从其实际才能方面进行考察，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会被选拔出来。

所以，他坚定地认为：“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

若变兹道，材何远乎！”

（3）主张采用多种办法和途径选拔人才，鼓励人才发挥作用。

杜佑认为，在人才问题上，“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

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有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

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

这里，他提出了一套综合的人才管理办法，包括古今的经验教训，当事人的公正态度，考核制度和升黜制度。

杜佑把这看作是一件“大政”

，足见他对人才问题的重视。

正因为如此，他极不赞成“行教不深”

而“取材务速”

的急躁做法和“以俄顷之周旋定才行之优劣”

的轻率态度。

（三）吏治思想方面。

杜佑的吏治思想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省吏员，一是用有才。

他在《通典·职官典》后论中引用唐睿宗时监察御史韩琬的话说：“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称其人，须人不虚其位。”

[45]又引他自己在唐德宗建中年间的“上议”

说：“详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

所以他认为历史上那种“约人定员，吏无虚设”

的办法是正确的。

杜佑从经济的观点和财政收入的具体状况考虑，认识到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吏队伍，对封建国家本身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负担，是一个“大弊”

，不改革是不行的。

这就是杜佑关于省吏员的基本出发点。

他断然说：“有才者即令荐用，不才者何患奔亡！”

在他看来，在“并省官吏”

的改革中，起用“有才者”

，沙汰“不才者”

，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

这是他的用有才的主张。

（四）法制思想方面。

杜佑的法制思想也有两点是很突出的。

首先，他认为对于刑罚的“善用”

和“不善用”

，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治”

和“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