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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第12页）

所谓“善用”

，关键“在乎无私绝滥，不在乎宽之与峻”

。

其次，他认为法律不可随意解释，并须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应“斟酌以意，变更屡作”

[46]。

（五）军事思想方面。

杜佑饱读兵书，而且熟悉中唐以前的全部战争史。

他的《通典·兵典》部分，不记历代兵制，而叙军事理论和战争胜败的经验。

早在宋代，“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

[47]，足见《兵典》影响之大。

我认为，《兵典》不记兵制而专论用兵之道，是因为作者认识到后者比前者更重要的实践意义。

杜佑写道：“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

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

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

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

[48]研究兵事，目的在于了解行师制胜的道理，这就要涉及战争史上的各种战例，而不是靠着记述历代兵制所能达到的。

作者的撰述意图即在于此，这应是我们评价《通典·兵典》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杜佑的军事思想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战略思想，另一个方面是战术思想。

在战略思想方面，杜佑认为，国家在军事上应始终保持着“强干弱枝之势”

。

他引用贾谊的论点说：“治天下者，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

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

。

他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就是“边陲势强”

“朝廷势弱”

的缘故。

他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以保持社会的安定局面。

在战术思想方面，杜佑认为，每一战役的胜利，主要在于指挥者的应变能力，即“因我便而乘敌”

，这也就是他进而解释的“凡兵以奇胜，皆因机而发”

。

因此，他主张在军队的训练上应讲究实际，将帅还要善于“抚众”

，这样就可“用无弱卒，战无坚敌”

[49]。

可见，杜佑在战役应变思想方面，主要立足于从实际情况出发，他基本上摆脱了战争理论上的神秘因素，这是很可贵的。

《兵典》凡15卷，下列130余条子目，大多是关于战术方面的理论。

由于《兵典》是以《孙子兵法》为纲撰述的，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部对《孙子兵法》作了最详尽的阐发的军事著作。

（六）民族思想方面。

杜佑在民族思想方面的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他提出了“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