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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通典史论1（第3页）

后论，如《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丁中》文末的长篇后论，论述户口对于“国足”

“政康”

的重要，以及历代户口的盛衰和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户口锐减的严重局面与应采取的对策。

这篇史论，多为唐史研究者和经济史研究者所引用。

又如《选举五》后论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标准，强调对于传统的“身、言、书、判”

四个标准，应以“判”

作为重点，“以观理识”

，提出改革考试制度的具体办法。

《通典》的史论，直接题为“论”

“后论”

的并不多，但它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引古论今，有强烈的时代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自觉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

的责任意识。

二、史论的形式（续前）：说、议、评

如前所述，《通典》的史论，“说”

和“议”

占了较多的数量，而“评”

也比“论”

来得多。

在杜佑看来，“说”

“议”

“评”

同“论”

是不一样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作这些区别；不仅如此，就是“说”

“议”

“评”

三者之间，也有各自的界限，否则也没有必要作这些区别。

那么，“说”

“议”

“评”

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杜佑在《礼一二·沿革二·吉礼一》的一首“说曰”

的文末自注说：“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下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

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

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

他皆同此。”

这一段话，对于理解《通典》史论的含义，理解杜佑的所谓“说”

“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