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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第8页）

的理论，在他的另外一些论著中也有不少精彩的论述。

如他在《?说》中写道：“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

非于神也，盖于人也”

。

[21]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

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

。

认为《月令》之说“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

[22]。

在《断刑论下》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

。

[23]此外，在《贞符》里，尤其是在《非国语》里，还有许多这样的论述（本文下面将作专题阐述）。

所有这些，都表明柳宗元在思想上力图把“天”

与“神”

完全从历史领域中排除出去的意向。

这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诚如章太炎所说：

昔无神之说，发于公孟（原注：《墨子·公孟》篇：“公孟子曰：‘无鬼神。

’”

是此说所起，非起晋代阮瞻。

阮瞻但言无鬼，而公孟兼言无神，则识高于阮矣）；排天之论，起于刘、柳（原注：王仲任已有是说，然所排者惟苍苍之天而已，至刘、柳乃直拨天神为无）。

[24]

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对柳宗元天人相分理论所做的历史结论。

三、《贞符》《封建论》：关于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新认识

柳宗元对“天人之际”

问题所做的批评性总结，还表现在他对国家起源、历史进程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认识。

如果说他对“天命”

的否定，是廓清了有关天神的历史的种种迷障的话，那么他对“圣人之意”

的否定，则是为了矫正人们对于世俗的历史的种种曲解。

在这方面，他跟他的前辈哲人王充颇有共同之处：王充“不仅把‘天’从自然界驱逐出去，而且还把‘天’从历史的领域内驱逐出去”

；柳宗元“对神学天命论的斗争，从自然观一直贯穿于历史观”

，从而展开了“对神学历史观的批判”

[25]。

不同的是，柳宗元在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建树，都比王充更丰富、更彻底，这有柳宗元本身的条件，也有历史为他提供的社会条件。

以往，我们都是从思想史上来看待柳宗元的此种成就，这诚然是对的；现在，我们从史学史上来看待他的这些成就，同样会惊叹地认识到，他是如何超出了前辈和同辈的史学家。

在柳宗元的论著中，《贞符》和《封建论》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有关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问题，在他以前的浩繁的历史文献中，这样的理论著作并不多见。

《贞符》是一篇宏文，作者视此文甚重，认为：“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代，死无所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