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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第6页）

至于租界制度，并不是根据任何条约起始的。

最早的租界是上海英国人居留地（settlement），由上海道与英国领事定的。

原来外国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城内租借民房，后来中国地方官吏感觉华洋杂居，管理不易；外国人亦感觉城内卫生不好，交通不便。

为外国人划出一特别区域为其居留地是出于双方乐意的，时人并不反对。

他们——不论抚夷派还是剿夷派——不知道，亦无从知道这些条款之主权的及经济的损失。

剿夷派所痛恨的是赔款和五口通商。

他们认为赔款是输金以养夷，使夷力坐大。

他们以为有了五口，那就防不胜防了。

其实这五口，上海除外，都是康熙年间曾经有过通商的地点。

最奇怪的是，英国人认为《南京条约》是中、英平等的承认及保障，因为条约规定中、英官吏可以平等往来。

这一条是剿夷派所不甘心的。

《南京条约》以后，中国以两广总督（最初是广州将军）兼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夷务，而以两江总督副之。

我们可以说，在道光、咸丰年间，粤督是中国的外交总长，江督是次长。

此外北京并没有专办外交的衙门。

第一任总长是伊里布，不满一年他就死了。

继任的是耆英。

鸦片战争以后的通商制度几全成于耆英之手。

他抚夷的技术很值得我们注意：“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

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

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

……夷人会食，名曰大餐。

……奴才偶至夷楼夷船，渠等亦环列侍坐，争进饮食，不得不与共杯勺，以结其心。

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妇女出见。

……奴才于赴夷楼议事之际，该番妇忽出拜见。

奴才踧踖不安，而彼乃深为荣幸。

此实西洋各国风俗，不能律以中国之礼。

倘骤加呵斥，无从破其愚蒙，适以启其猜嫌。”

耆英所谓“驭之以术”

，就是肯与外以交际。

这没有什么了不得。

但清议骂他“媚外”

，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

的古训。

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时论仍不许中国有外交。

耆英最感困难的是广东民情与夷情之调剂。

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特别仇恨外国人，而外国人的气焰自然比战前亦高，于是发生许多私斗暗杀事件。

耆英不惜以严刑处置暗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