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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第7页）

御史们骂他“抑民奉夷”

。

在这种空气之下，发生广州入城问题。

广州人坚执不许外国人入城，好像城内是神圣之地，不容外夷沾染。

英国人把这种态度看作侮辱，坚持要入城，以不许入城为违约。

耆英左右为难，对人民则竭力开导，对英国人则劝其不着急。

到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国人太不能忍了，于是以武力要挟。

耆英不得已，与之定约，许两年后进城。

《清史稿》说“耆英知终必有衅，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

。

这个解释颇近情，因为耆英离开广州以后，官运尚好：“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

这样，耆英的脱离外交，似乎不是因为宣宗不信任他了，是因为他自己畏难而退。

第十一节

虽然，这个解释也有困难。

宣宗训令他的继任者说：“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

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

……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这就是批评耆英的政策。

并且继任者是徐广缙。

广缙也是佩服林则徐者之一。

他继任之初，就请教文忠驭夷之法，文忠答以“民心可用”

。

其实耆英的下台及徐广缙的上台不是寻常官吏的调动，是抚夷派的下野和剿夷派的登朝执政。

徐广缙秉承林则徐的衣钵，而叶名琛以后又秉承徐广缙的衣钵。

可惜徐广缙是个小林则徐，而叶名琛又是个小徐广缙。

英法联军祸根就种于此。

徐广缙继任一年以后，耆英两年后入城的条约到期，英国人根据此约要求进城。

广缙与名琛于是联络地方士绅大办团练，“共团勇至十万余人。

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

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

。

广州官民同心以武力抵抗，英国人终觉因入城问题而作战，未免小题大做，于是声明保留权利，以待他日。

广缙遂以英国人怕百姓，放弃入城之举报告北京。

宣宗高兴极了，赏了广缙子爵，名琛男爵，并赐广州人民御书“众志成城”

四字。

剿夷派外交的起始总算是顺利。

文宗即位（道光三十年正月，1850）以后，剿夷派的势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