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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清代之政治制度与末年之宪政运动（第7页）

许多无识的人，相信他真是仁政，那就上他的当了）实际上，变为加田税而免其役了。

所以到公元一七一二年时，清圣祖便下诏说：此后新生人丁，不再收赋，丁赋之数，即以该年为准。

如此，新丁不收赋，旧丁是要死亡的，现有的丁税，不久就要无法征收了。

所以世宗以后，就将丁银摊入地粮，加田赋而免丁税，是赋税上自然的趋势，历代都是照此方向进行的，至此而达于成功。

“永不加赋”

的真相

（明）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

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

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

。

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

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

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

加赋偏于田亩，是不合理的。

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

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

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

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

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

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

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

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

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

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

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

从前的人，却一味歌功颂德。

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

（《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154—155页）

“地丁”

是全国农民的负担。

此外江、浙、两湖、安徽、江西、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

。

初征本色，后来亦改征折色。

地丁、漕粮而外，重要的，要算关、盐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