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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燕京书评访谈（第6页）

▍　偃师商城西二城门发掘现场

比如说夏和先商，你得跟我说是哪个先生口中的夏和先商，你要说清是邹衡先生的夏还是李伯谦先生的夏，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要说先商，是张光直先生的先商，还是邹衡先生的先商，那差别大了。

所以说，狭义史学范畴的概念具有极强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但是，“二里头文化”

“下七垣文化”

是唯一的、排他的，都不宜过早地用“夏文化”

“先商文化”

等概念来替代。

考古学文化是已知的“实”

的存在，而狭义史学的族属概念则是我们的一种解读和阐释，相比之下是“虚”

的、有待于检验的，我们即便给它对号入座、穿衣戴帽，也是一种偏于主观的推论和假说而已。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郑亳说”

和“西亳说”

形成了两大阵营，甚至有学者还认为是两大学派，说“郑亳说”

（认为郑州商城是商代的亳都）的大本营是在北大，“西亳说”

的大本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而主战场在河南。

把它上升到学派的这种高度，我是接受不了的。

什么是学派？学派是思想层面的概念，而“郑亳说”

和“西亳说”

都是可知论，两者都认为在当时的文字出现之前就可以对号入座，把没有文字的考古遗存跟古代文献中的某个国族对应上，不同的只是两者认为哪一条文献可信、其他那些不可信。

相对来说，我才是两方真正的对立面，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者。

也就是说，在像殷墟甲骨文那样带有自证性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出现之前，这一问题是不可知的。

如果认为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说”

的大本营，那么我就是一个叛徒。

日本NHK的记者就曾经问我，许老师，日本的杂志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认为偃师商城是西亳，这个表述对吗？我说不对，你得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哪位学者认为偃师商城是西亳，我就不认为它是。

一个单位，也就是一个研究机构或大学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学术观点只能是学者个人来秉持的，怎么能一个单位的人都是一样的学术观点呢？

▍　2002年，陪同美国学者艾兰教授（左）考察偃师商城宫殿区

▍　郑州商城C8G15基址复原示意图（上）、基址平面图（下）（《郑州商城》，2001年）

我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之初就有人问我，你作为二里头的第三任队长，怎么看二里头的性质问题？我说，第一任老队长赵芝荃先生一开始完全接受徐旭生先生的观点，认为二里头的晚期是商，后来赵先生的观点就接近于邹衡先生了。

有人认为，这是赵芝荃先生向北大投降了。

而我的前任郑光先生从赵芝荃先生那里接手，继续执掌二里头，他坚信二里头第二期开始就是商了，所以二里头的主体是商都。

有人说，赵芝荃先生是投降派，郑光先生属于死硬派，以不变应万变。

而我作为二里头的第三任考古队队长，我说我不知道，有人就开玩笑说，你们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

我说对，这恰恰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走向理性、走向成熟的表征和缩影，我们已经不执着于二里头是姓夏还是姓商这个问题了。

我的提法是，暂时不知道二里头是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

什么是最主要的？我在《发现与推理》里边介绍了不少，有那么多“中国之最”

在二里头被集中发现；我作为二里头的第三任队长，这20年那些“不动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