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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 5临川先生文集下4（第15页）

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礼乐也，以为礼乐薄而不足化天下。

故老子曰：‘道失后德，德失后仁，仁失后义，义失后礼。

’是知庄子非不达于仁、义、礼、乐之意也，彼以为仁、义、礼、乐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

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尝求庄子之意也；好庄子之言者固知读庄子之书也，然亦未尝求庄子之意也。

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

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

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

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者也。

既以其说矫弊矣，又惧来世之遂实吾说而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于是又伤其心于卒篇以自解。

故其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由此而观之，庄子岂不知圣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用是以明圣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书于宋钘、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为不该不徧一曲之士，盖欲明吾之言有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

然则庄子岂非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矫于天下者也，庄子用其心亦二圣人之徒矣。

然而庄子之言不得不为邪说比者，盖其矫之过矣。

夫矫枉者，欲其直也，矫之过则归于枉矣。

庄子亦曰：“墨子之心则是也，墨子之行则非也。”

推庄子之心以求其行，则独何异于墨子哉？

庄周下

学者诋周非尧、舜、孔子，余观其书，特有所寓而言耳。

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读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为周者之所以诋也。

周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

又自以为处昏上乱相之间，故穷而无所见其材。

孰谓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间，而遭世遇主终不可使有为也？及其引太庙牺以辞楚之聘使，彼盖危言以惧衰世之常人耳。

夫以周之才，岂迷出处之方而专畏牺者哉？盖孔子所谓隐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

然周之说，其于道既反之，宜其得罪于圣人之徒也。

夫中人之所及者，圣人详说而谨行之，说之不详，行之不谨，则天下弊。

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详，则天下惑。

且夫谆谆而后喻，譊譊而后服者，岂所谓可以语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扬、韩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

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为言也宜无惑，何其说之相戾也？吾愿闻子之所安。”

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

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

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

此吾所以异于韩子。

且韩子以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

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

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

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