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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现代性（第6页）

才能被视作是无条件的善。

我们在经验世界中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其他情况下则有可能成为恶。

这种意志是外在于自然的，而在自然之内，一切事物都既是由其他事物引起的，同时又能引起其他事物。

但是，善的意志中的善并不能指示我们实际应该怎么做。

我们依赖的其实是“命令”

。

如果我们希望达成一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将意志作用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

这就涉及了“假言命令”

，但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道德内容，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包括杀死某人的意志方式。

与此相反，道德实际上取决于“定言命令”

：“我决不应当以别的方式行事，除非我的准则应当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

康德没有规定“我”

的行事方式（原则）应该是什么，而这正是难点所在。

个体必须自己决定他们的行为基础，而不是接受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否则，他们便不能区分他们的行动和自然界里发生的事情。

意志自主性并不在于随心所欲的行事能力（正如卢梭所说，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而在于根据我们所选择的原则行事的能力，这种原则预设我们不应该把不会施加于自己身上的事施加于他人身上。

康德在这里的策略是，让我们承认我们共同的人性，例如我们都拥有这样一种能力，即在不受个人利益支配的情况下，以原则为依据进行自治。

这一观点似乎颇为天真：鉴于我们都有自我欺骗的能力，我们又怎能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是在自主地行动呢？康德承认我们不能知道这一事实。

他只能呼吁我们拥有“另一种关于生存的更加值得的目标”

，而不仅仅是被自然界的因果关系所主宰。

这一观念可以引导我们认识到，他人不应该只是我们达成目的的手段。

理性的人拥有内在的价值，拥有超越了“价格”

的“尊严”

，因为我们不能与其他东西交换。

剥削、几乎从未停止的战争等特点使康德对于一种普遍的人性的诉求显得颇为天真。

黑格尔将会批评定言命令，因为在真正的历史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道德习惯和实践中，都找不到它的根源。

但是这样的批评并未使康德对普遍性的追求变得多余。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对人性普遍观念的追求，国际法便会缺少一项基本原则。

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对全人类的犯罪”

这一观念对于国际法而言会变得至关重要。

当然，要贯彻国际法确实非常困难。

但是，康德之所以将经验的世界从自由的领域中划分出来，部分原因正是在于这个观念即事物应有的模样永远也不能被简化为它们长期以来的模样。

他的立场常常在哲学上受到批评，因为这种划分要求他给出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之外的“可以被理解”

的自由领域的观念。

但是，在这些争论之上建立一个意见一致的理论这一哲学问题，并没有摧毁人类拥有平等的权利这一观念，而这正是基于人类有可能实现意志自主性的观点。

自然、美与自由

在人类如何与自然产生联系的问题上，康德既指出了其中的困难，又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自然是上帝的产物，那么我们人类知识的局限便是由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而完整的知识则被认为只能与神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