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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第4页）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语言的“语用学”

。

“语用学”

认为，我们是通过学习使用声音来达成我们的目标的，而非通过学习意义的规则。

另一种关于语义问题的推定解决方法则认为，有一类语词或话语的意义是由它们的本质所“赋予”

的。

这里包含了两种备选，即拥有确切的同义词的语词和直接指向它们在世界中所指代事物的陈述。

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前者包含在“分析”

陈述中，比如“一个单身汉是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

，它与“综合”

的经验型陈述之间是有所区别的。

正如施莱尔马赫已经提出过的，也如蒯因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讨论过的那样，如果分析陈述中特殊的逻辑地位无法得到捍卫，那么早期的分析哲学，即以逻辑真理和经验性科学陈述为理论基础的分析哲学，便注定会失败。

因此，语言使用必须是整体论的，这样语词才能通过它们与人类实践的联系，以及它们与其他语词之间流动的关系来获得意义。

施利克总结出了第二种分析方法：“我们最终必须把语词直接与明示（指示）的动作联系在一起，而全部的意义最终都存在于被赋予的东西之中。”

但这种方法是无效的，原因就在赫尔德关于“反思”

的观点之中：语言让我们将某物看作是无限数量的事物。

只是指示某物，并不能传达指示的这个人想表达的意义。

在20世纪的德国哲学中，分析哲学并未扮演主角，虽然戈特洛布·弗雷格[13]（Ge，1848—1925）对其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弗雷格从亚里士多德式的主语—谓语逻辑转向了“命题”

逻辑，在逻辑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前一种逻辑似乎无法处理例如“独角兽不存在”

这样的陈述，因为它们必须经过分析，证明谓语存在并不属于主语“独角兽”

。

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它不存在，那究竟什么才没有谓语？弗雷格的命题方法将其重新表述为“存在X，X是不是一头独角兽”

。

这种方法不是去寻找独角兽，不是去看它们是否可以被赋予谓语“存在”

，而是像图根哈特[14]（Er）所说的那样，是去看什么东西存在，再看“独角兽”

的描述是否与它们相吻合。

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解释知识的变化，比如说，燃烧不再依赖燃素，而是依赖于氧气。

弗雷格也引入了一种至今仍然具有争议的方法，将“涵义”

（Sinung）进行了区分，并用金星这个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

对于古人而言，金星是两颗星，一颗是晨星，一颗是昏星。

这两个词的指称实际上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涵义却不同。

这里的问题在于要解释清楚“涵义”

的概念，就必须克服我们之前看到的布尔查诺的“客观表征”

这个问题，涵义的概念与其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