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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第5页）

试图定义一种涵义，就需要面对前面提到过的倒退问题，这就会导致对一类特殊的意义明确的词的渴望。

分析哲学在20世纪前叶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出现在英国和奥地利，尤其是在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

的作品中。

维也纳学派指的是一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维也纳碰面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柏林也有类似的圈子，其中的一些成员，比如赖欣巴哈[15]（HansReibach），后来在美国成了重要人物。

他们的观点最终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这既因为维也纳学派的许多成员都遭到纳粹流放，也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应该是科学的，而这与科学在学术世界中越发明显的主导地位相吻合。

然而，维也纳学派想通过一种意义的理论将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想法，现在已经不再是英美哲学争论的焦点了。

（维特根斯坦的情况很复杂，他的著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在德国哲学中扮演起主要角色。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只是通过图根哈特和阿佩尔（Karl-OttoApel）在德国的作品才在德国的哲学生活中变得重要起来。

而在此之前，学院哲学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现象学以及新康德主义。

胡塞尔与现象学

现象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挑战了那种认为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解释最终将会使哲学无所作为的假设。

毫无疑问，分析哲学使得哲学的关注点越发狭窄，而且它排除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的复杂性。

比如，在哲学中，时间理论也许想解释时间的本质，或者解释它是如何与空间产生联系的，但是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经历时间的方式来说并不一定足够。

胡塞尔[16]（EdmundHusserl，1959—1938）的作品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哲学并没有完全阐释清楚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

这需要一种可以证明我们是如何体验时间的方法，不是一连串分离的“现在”

，而是一种预期和保留经验的结构，它构建了时间对于我们的意义。

胡塞尔所处的时代，正值“活力论”

在文化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

所谓活力论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生命要么超越我们用来把握它的概念，要么固有地抗拒概念化。

这种观点的出现，并不仅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其出乎意料的灾难性本质似乎证明了我们并未能在思想上把握现代现实的本质。

活力论的哲学根源在于叔本华和尼采关于直觉的观点，在像狄尔泰和克拉格斯[17]（LudwigKlages，1872—1956）这样的思想家的作品中也有不同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就现代理性和技术对“生命”

的负面影响提出了批评，但他的批评却伴随着十分可疑的政治倾向。

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许多活力论者对同样问题的研究不同，他试图寻找新的方法来描述哲学中的那些可以被合理证明的经验，并且他意识到，面对20世纪20—30年代之间欧洲愈加灾难性的历史发展，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具有更加广泛的文化意义。

胡塞尔的思想方法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他一方面以先验的方法来探究经验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则要用一种描述性的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历史倾向。

当胡塞尔相信，他的最初尝试是从支配心灵运作的法则中得出逻辑和数学时，上述矛盾就开始出现了。

因为这种尝试中包含着“心理主义”

，它混淆了经验学科中确立的事物和任何科学（包括心理学本身在内）的可理解性中的逻辑条件。

对心理主义的拒斥使他的思想更加接近弗雷格和分析哲学的观点。

但是，要想让反对心理主义的观点变得无懈可击，就必须存在一种确定无疑的逻辑法则，一种可以对施莱尔马赫和蒯因对分析命题提出的论点进行质疑的法则。

胡塞尔的方法又因为他对“自然态度”

的依赖而更加复杂，自然态度中包含了“自明”

或“最初所与”

的经验，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具有意义的分歧，因为这些似乎都属于心理学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