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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2（第4页）

大量正规军队是在高度城市化、重兵把守的北部和东北边境地区征召的。

大多数新兵要服满8年兵役，每年大概有3000名逃兵，这一数字低于当时的国际标准。

军队占总人口的比重并不高，18万军人意味着每156个臣民中有一个军人（在普鲁士，这个数字是29比1），而且军队的地域集中意味着它对中部、南部和西部所有省份的生活都不会造成冲击。

约有60年时间，法国军队未曾在自己的领土上打过仗，18世纪时他们也从未接到平息国内动乱的命令。

因此，虽然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军队却越来越与世隔绝，对多年非军事化的地区或人群没有太大影响。

然而，军队内部也分成了不同的王国。

大多数军官有大把假期，他们很少见到自己的部下，对后者也毫不关心。

军事理论家鼓吹的普鲁士模式提倡军人无意志的机械行动，更是无法让军官和士兵走得更近。

限制军队官职任命的措施也是一样，他们急于把富裕平民赶出军官阶层，同时也排除或压制了有才能的“好运军官”

，尽管后者在其他的或者较低的军阶上积累了长期而宝贵的经验。

海军不可能有这种隔阂，船上的全体官兵要连续数月吃住在一起，每位军官都要对航海和船员职责了如指掌。

在整个法国海军史上，军方一直努力将军官招募限制在贵族范围内。

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土伦的海军学校用于训练海军的所有军官，它们原则上只向贵族开放。

但贵族们觉得扬帆远航太艰辛，不如待在陆军，尽管这些学校培养的“红衫”

军官主导着整个海军，然而一旦到了战争时期，他们的人数将远远不及从沿海地区广泛招募来的“蓝衫”

军。

海军中没有买官制，即便是海军最高级别的官职，也很少有廷臣问津，因此每一级军阶中的社会竞争都要少得多。

大海上靠的是能力和经验，为了确保即使下甲板船员也拥有这样的素质，从柯尔贝尔[31]的时代开始，法国就在实施一种海军招募体制：在沿海地区和航运流域，每一个低于60岁且有航行经验的人都被要求注册到一个“编队”

或海军预备役名录之下，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义务出动。

就像民兵招募在农民中不受欢迎一样，这种海军招募在水手、渔民和驳船船员中也不招人待见，但相比英国海军的强制征兵制，这种方法能培养更好的战舰船员——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打败了英军，报仇雪恨。

这场战争似乎为大规模扩张海军的计划和装备翻新进行了有力辩护，而上一次的扩张和翻新结束于1763年。

到1780年，法国军队中共有86艘驱逐舰和79艘战列舰在役，从1776年到1783年，海军每年的军费涨了4倍。

这样的努力对美国取得独立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路易十六仍决心要让法国继续保持作为欧洲主要海上力量的地位。

而他唯一一次见到海洋，是在1786年去瑟堡视察一个兴建中的大型海军港口，这也是他在1791年之前唯一一次离开巴黎周边行政区，走访王国的其他地方。

那里有3000名工人，阿瑟·杨1788年8月看到他们时就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很想知道，要完成一项如此浩大的工程，这个国家怎么才能做到不破产。

事实上，这项工程又花了65年才得以完工。

而就在阿瑟·杨抵达瑟堡的前11天，巨大的国防开支已经使这个国家入不敷出了。

贵族紧抓着军事力量不放，其理由是他们的等级天然决定他们要战斗，而且他们也以此来捍卫免税权。

这等于回到了典型的中世纪社会分工：有人劳作，有人战斗，有人祈祷。

自然，那些祈祷的人——教士们也会诉诸类似的理由，同样是强调某种自身的实用性，为其享有的广泛特权奠定基础。

按照法律，教士的等级高于贵族，是王国第一等级，因为他们是王国共同体精神幸福和道德标准的守卫者。

教士约有13万人，但超过半数的教士只从事普通的神职工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还有不少修道院外的教士属于大教堂和圣堂参事会联合会的成员，是没有医治灵魂职能的大教堂教士。

因此，教区神父是少数，全国平均下来每位神父要负责400~500名居民。

但是教士的分布和这个国家其他事物的分布一样，是不平衡的。

在乡村，本堂神父是教区居民们唯一能见到的神职人员；而在城镇景观中充满了修女院、神学院、学校和医院，全部由教士运作，更不要说大教堂、教堂联合会和不计其数的教区教堂，可谓连甍接栋、钟声相闻。

在很多小城镇，教堂是主要的劳动力雇佣方。

在沙特尔的1.2万居民中，直接受雇于教堂参事会的就有500~600人，还有更多的人依靠它谋生，而教堂本身也是靠着周边地区的1.7万英亩（约合6879.66公顷）土地和124位封建领主来养活的。

在1万人口的巴约，据估计，当地所有神职机构每年会为该镇经济贡献多达40万里弗。

全法国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土地在教会手中，尽管它们大部分在北方而非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