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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2（第5页）

而根据什一税，教区教士理论上能够收取每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维持自己的生计。

实际操作中什一税的征收很不规范，而且即便是对那些没能逃过该税的人也从未征满十分之一。

除了1561年后并入法国的省份——其教会被“视为外国的”

，所有教会收入都被免除了平常的税收。

[32]和贵族不一样，政府想要摧毁教会的免税特权，但屡屡告败。

最后的一次纷争发生在1749—1751年之间，国家准备开征廿一税。

教会因组织有序而最终获得胜利。

和第二、第三等级不同，他们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议性的法国教士大会，休会期间，该等级所有集体事务都由一个常设的大会常务理事会管理，主管常务理事会的是两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大会干事，他们往往是想出人头地、野心勃勃的年轻教士。

然而，他们从事的大多是财政事务——免税并不意味着教会对王室岁入毫无贡献。

教会每十年要向政府兑现一个所谓“自由捐献”

，这笔钱会在教会内部对教士进行征收。

同时，教会利用自身极高的信誉，替国家发放巨额债券，这意味着它还要筹措比“自由捐献”

更多的钱来还利息。

教会每年要向国家或帮助国家支付的费用加起来总共达到1600万里弗。

然而鉴于他们每年岁入约为2.5亿里弗，他们的收入比例远远低于平均信徒的需求。

在第一等级内部，对教士的征税力度也不是完全平等分配的。

教区教士依赖什一税和各种工作费，如果他们有幸得到一小块教会附属地，将会缴出收入的一半，此外，他们对于主教辖区内的征税额度分配没有发言权。

大教堂教士和规模较大的教士会、修道院占有教会大部分地产，他们的代表垄断了所有有权力、有影响的位置。

而这些团体中最富有的群体，反过来又一定会被贵族控制，因为对于贵族而言，前者能成为他们众多子女主要的、舒适的且待遇优厚的庇护所，否则这些子女会变成家族财产的沉重负担。

自从1516年弗朗索瓦一世和教皇里奥十世签订政教协议[33]以来，国王有权任命大修道院中所有主教和院长。

到了18世纪，国王听取一位主教的建议，把这一重大职务委任权以圣职名录的方式分配到了下面。

然而，太多宫廷家族渴望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扈从过上教士那样的好日子，所有手中握有委任权的人都发现很难抵制前者的巨大压力。

随着18世纪地租的提高，对教会职位的需求量更大了。

高层大主教的收入都是六位数，很少有收入在2万里弗以下的高级教士，一个较大修道院有推荐权利的院长比主教收入还高。

相应地，这些炙手可热的圣职将由大贵族的次子们担任。

截至1789年，所有主教级别的教士（只有一个例外）都是贵族出身，四分之一的主教职位被13个家族把持着。

这个体制内的很多圣职都被任命给了非常年轻的人，他们经过短暂的学习，闪电般地接受任命，在这个早已不那么神圣的等级体制内迅速蹿升。

塔列朗[34]就是一个注定要做教士而非军人的人，幼年的他因为一次事故导致一条腿发育不全。

他在21岁时被任命为副主祭，几周后成为兰斯大教堂教士，几个月内当上了修道院院长——不过他在4年之后才成为神父，再下一年他成了两名大会干事中的一个，1788年他34岁的时候，已经是欧坦的主教了。

后来的历史将证明，路易十六时期的主教中，没人比塔列朗更加愤世嫉俗，更加冷酷无情，因为每每遇到考验时，大多数教士还是会怀着某种热情坚守圣职。

不过他们的升迁都是同样神速，毕竟也没有其他途径可走。

如果说这样的体制孕育了对神圣事业并不热心的神父，那么它也使法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成为强悍的政客和权力掮客。

1787年5月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当上首席大臣，实现了教士们公开追求多年的抱负。

18世纪早期的弗勒里、贝尼斯和泰雷[35]等例证表明，路易十四永不将高级世俗官职授予教士的原则早已人亡政息了。

布里耶纳是作为教会改革者而出名的。

他在1766年当上了修士委员会的主席。

教士大会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进行投资，关闭或者合并（如果有必要的话）无人居住的修士院和修女院。

教会成立委员会，摆出改革姿态，可谓18世纪最大的宗教变革——1764年法国驱逐耶稣会士的后续。

驱逐耶稣会士是由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故从很多方面导致的结果，世俗权力除去了在法国宗教和教育生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这段历史极为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拒绝改革的教会将变得多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