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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789年原则与改造法国（第9页）

）开始形成，7月14日人们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在巴黎西部郊外的马尔斯校场举办盛大的“联盟节”

。

各地国民卫队也来到现场会聚一堂，就在将军和国王的注视下，他们再次宣誓，并欢庆一年以来的成就。

国王在大约3.5万名与会者面前主持了宣誓仪式。

当天下着雨，但浇不灭人们的热情，这次节日也许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们会取得的和正在取得的共识顶点。

搭建舞台的人们通过一首新的流行歌曲表达着他们的乐观精神——《就这么办!》意思是一切终将实现，这首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唱遍了法国。

然而同样是在1790年7月，有很多征兆表明并不是一切都会实现。

相对于爱国贵族如拉法耶特、米拉波、迪波尔、拉梅特兄弟以及担任联盟节民众庆祝主持人的欧坦主教塔列朗，更多的人对时局感到悲观。

相对于教士和非贵族代表，大多数的贵族代表步了穆尼耶的后尘，选择放弃自己在议会中的席位，流亡海外者也连绵不绝。

一个驻守在阿尔萨斯的士兵在1790年5月记录道，每天都有迁往瑞士的贵族马车经过。

在新时期能够留任官职的贵族少之又少，被选上的贵族就更稀少了，他们几乎是被新制度一脚踢开了。

贵族身份也被无偿取消了，包括所有的附属物，头衔、等级、缎带、盾徽等（1790年6月19日），他们成了社会异类。

大多数人对他们疑心重重，典型例证就是人们很快在《就这么办!》中加上了一句“让我们把贵族们都吊在路灯上”

。

而对于很多贵族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乡村的持续混乱，如8月11日法令所言，在赎买之前，地主们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收取地租，但很多骚乱就是冲着地主来的。

不断有人闯入领主林地和猎场，拒交地租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去年7—8月得以幸免的领主象征物也不断受到攻击。

那年秋天的一大风景就是教堂墓地中燃烧领主家具的熊熊篝火。

西部中央高原的农民们在领主土地内种满了自由树。

他们之所以把这些树称为自由树，源于一种古老的传统，他们给树木挂上领主制的象征物，并声称如果这些树能够屹立一年零一天，那么领主的权利就将消失。

但进一步发展，植树节往往会演变成民众代表勒令领主放弃其剩余权利。

1790年1月，在布列塔尼北部又爆发了新一轮的焚烧城堡现象，22座城堡被焚毁，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很多其他城堡中保存的所有权证书。

1789年末一位绝望的贵族妇人写道：“在奥弗涅，我们被农民们吓得六神无主。

有一个村庄的所有人都非要见到所有权证书才肯交租，其他村庄则按兵不动。

如果我们拿不出所有权证书，他们不会交租；如果我们拿出来了，他们就会把证书烧掉。”

[7]几个月后，在更往西的地方——皮卡第和昆西，地方当局签署命令铲除新种的自由树，造成了严重的暴力事件。

成百的农民聚集在一起阻挡伐树，而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就会跑去攻击领主宅邸。

很多城区躲过了这样的骚乱，但这些事件通过新闻报道传到国民议会，令很多地主感到恐惧。

尽管国民卫队或者偶尔出现的正规军会赶去维持秩序，但等他们赶到也为时已晚。

而且骚乱群众中常常混杂有穿着国民卫队服装的农民。

确实，在7—8月间他们绝不是任何人都抢，是有针对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合法，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律师和地主们可没工夫详细区分各种性质不同的“目无法纪”

。

议员们在1790年春天对封建租金的赎买价格进行了细致规定之后，下定决心不能向乡村农民的直接行动屈服。

但一再出现的窘境是：在关键时刻，政府没有执行力，而地方群众一边反抗领主要求，一边毁掉给予领主要求合法性的封建契约，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791年。

当立法者们在修改宪法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更加可怕的是，群众的反抗对象不仅仅限于封建义务。

革命的第一年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逃税现象。

收费站和报税局在7、8月关门大吉，一直没能重建，而教士和税务员也不愿面对可能会被激怒的群众，即便上司一直敦促他们去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