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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革命共识的破裂17901791（第4页）

教皇暗中的反应要早于议会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最终通过。

7月10日他致信路易十六，劝其不要签署一份会导致法国教会分裂的文件。

但当信被寄到路易十六手中的时候，国王已经初步批准了这份文件。

他采纳的是主教们的意见，而教皇本以为主教们会采取反对立场。

主教们也担心教会分裂，但他们认为恰恰是罗马方面掌握着是否决裂的主动权。

极少有教士代表愿意反对新法令，不论他们私底下有什么保留意见。

他们都相信教会必须接受这项法律。

既然教士的全国委员会没戏了，现在只能等教皇发话。

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教皇已经表态，因此整个夏季都极力劝说罗马不要谴责新制度，而要寻求共存之道。

当8月24日国王正式公布《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时候，教士们作出了错误的推测，这一点不难理解，双方已经就废除博洛尼亚政教协议达成了共识，一切即将平息。

庇护五世对法国主教的软弱感到震惊，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并和他的红衣主教商议，缓慢地寻求避免教会分裂的方法。

表面上他一声不吭，但只要他继续保持沉默，法国教士就很难自信地接受法国现在的新法律。

法国教士不是唯一着急的人。

现在全国的教会土地都已经被列入出售目录，修道院和修女院相继被关闭，爱国者们在呼吁大家支持《教士公民组织法》，就像指券一样，这也是对一个人是否支持新制度的考验。

事实上，宗教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议题很快分化了人们的意见，这种分化从1789年春天以来还从未发生过。

1789年人们一直意见不一，从未协调行动过的保守派报纸第一次联合起来，齐声指责《教士公民组织法》是对天主教信仰的攻击。

爱国派的报纸则以当时特有的反教会态度予以回击。

而在1790年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数量越来越多，没有什么比这件事带来的刺激更大了。

在国民议会搬到巴黎之后，激进领袖们组织起了一个“革命俱乐部”

来讨论和协调改革政策，就像起先在凡尔赛出现的松散的“布列塔尼俱乐部”

一样。

他们在议会旁的雅各宾修道院议事，并在1790年1月更名为“宪法之友社”

。

在1789年的激烈变革中，很多外省中心也建立过政治俱乐部。

一些俱乐部产生在诸如波尔多和第戎这样的大城市，但更多都涌现在偏远的、难有作为的市镇。

起初他们试图相互呼应，1790年春则试图加入巴黎雅各宾的会议社团。

雅各宾的声名日隆，又吸引了新的入会者。

2月时他们仅有24人，到了8月变成152人，11月人数已经超过200。

这些人悠闲自得，受过良好教育，被国民议会视为积极公民，他们建立组织和社团的爱好远远超过前两代人，而现在这种爱好转移到了政治上。

截至1790年7月，巴黎的雅各宾派有大约200名议员成员，还有1000多名其他身份的成员，甚至在国民议会宣布某项国家事务之前，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开始讨论了。

而外省的俱乐部则把保持对新制度高涨的热情视为自己的职责。

他们组织节日和游行示威，敦促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传阅爱国报刊，而且不断向其他市镇俱乐部发送消息。

很多日后参加革命的大人物都是在俱乐部中获得了早期政治经验。

这些俱乐部建立的具体情景或有不同，但它们通常是由某次事件或某个议题引起的。

而在这些事件和议题中，宗教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贝尔热拉克和蒂勒，建立俱乐部是为了控诉支持多·热尔勒4月13日议案（该议案注定失败）的代表。

在尼姆和蒙托邦，宗派斗争之后，新教徒将当地天主教领袖视为反革命，当地俱乐部正是由新教徒组成的。

阿维尼翁的合并论者在9月建立了俱乐部，以表示他们并入法国的决心，其建立受到了邻近市镇如艾克斯、马赛、尼姆和塔拉斯孔雅各宾派的热烈欢迎。

米迪地区的俱乐部在夏季建立，也是受到了第一次公然的反革命武装游行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