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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第4页）

1797年，当局势看来已经缓和时，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理由仅仅是他们是贵族，而且很多人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大批流放。

由于这些磨难，贵族圈里滋生出对大革命及其拥护的一切事物的强烈仇恨和蔑视。

在大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法国公共生活的活跃分子中都有前贵族，但他们并未像1789年以前那样占据垄断地位，至于重现从前的日子就更不可能了。

很多贵族此时故意远离公共生活，认为这是有失尊严之事。

换句话说，无论是贵族还是非贵族，心理冲击远比物质损失严重。

“服从的纽带到处都已松懈”

，未来复辟王朝时期的大臣（1826年）维勒尔伯爵抱怨道，“……罪恶在我们的举止当中，我们的举止至今还受大革命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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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最初对教会的攻击几乎未受阻碍就通过了。

8月4日那个欢欣亢奋的夜晚之后是更为冷静的辩论，教会在辩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因为国民议会拒绝对什一税的损失作出补偿。

不过，在各等级合并为国民议会的过程中，教士的善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大多数教士都难以相信，大革命在革新其他一切的同时却不能让民族的精神生活获得再生。

然而，教士经受的磨难比贵族更具灾难性。

8月4日的损失远远不止什一税，很多宗教机构失去了广泛的封建权益，但几个月后它们地产的彻底丧失则让这点损失显得微不足道。

另外，大革命中获利最多的人，即国有地产的获得者，主要是从教会的损失中受益的。

在1790年宣誓之前，教会再次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损失并非全是物质方面的。

实际上，过去高卢教会那种自行管理、自行课税的团体组织早在教士公民组织法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后者只相当于一份死刑执行令。

教务专约所恢复的根本不是从前的教会，修道制度也在1790年走向覆灭。

虽然很多男修士看来很愿意解除修道起誓，但法国的4.5万修女几乎一致反对解散她们的修道院。

巴黎主教区的伽尔默罗会修女抱怨说：“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喜欢说修道院里满是受难者，他们因懊悔而慢慢憔悴枯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抗议：如果世上存在真正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是在圣堂的庇护下享有这种幸福。”

[6]教务专约没有对恢复修道生活作出规定，虽然修道团体再次出现，但从未像旧制度时代那样普遍。

教士宣誓以及随后类似的做法分裂了教会。

拒绝宣誓并因而抵制大革命的人，命运最为悲惨。

在爱国者眼里，这些被剥夺圣俸的抗拒派很快就成为贱民，他们在任何地方的行动都被视为颠覆活动，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成了叛国者。

在1792年9月的屠杀中，教士是最先罹难的人，当时共有223名教士被杀。

此外，恐怖时期被判刑的教士近千人，而流亡或被流放的教士则将近2.5万，几乎占全体教士的六分之一。

由于90%的流亡教士为在俗教士，因而教区神父损失了一半。

到1794年，宣誓派教士也被视为嫌疑犯，他们面临被罗马和大多数法国人抛弃的厄运，虽然后者并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

有些教士在教务专约颁布后做了迟来的辩白，但对其他人来说，宣誓意味着同罗马决裂，这一创伤不可能治愈，他们一心要组成一个“小教会”

，不过这个教会在19世纪逐渐走向衰亡。

大革命逼迫法国教会陷入一场痛苦的、悲剧性的分裂，而非基督教化中的过激行为只能加剧这种痛楚。

当枢机主教团在讨论教务专约的最后细节时，一位意大利枢机主教的谈话鲜明地表达出个中创痛之深：“哦，上帝啊……一个政府在禁止正教、在以最令人愤慨的法律迫害正教、在沾满如此众多的殉道者的鲜血之后，今天它竟要再次向正教敞开大门。

但不是作为最有威望的宗教，而是作为大多数人的宗教见解；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恐惧；不是从敬畏出发，而是从策略出发。

这样的政府还能干出什么事呢？它还想把教会剥得精光，仅给它配少许教士，由它付钱的教士，政府自己任命的教士。

过去的教士坦然走向火刑柱，而这种冒充正教徒的教士实则是教会分裂的肇事者。

他们既没有悔过，也没有与人和解。

相反，我们看到，那些正派的牧者，那些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徒，却被迫从自己的国家流亡……与自己的教众分离……修士已经从整个大帝国被驱逐，圣洁的修女无处安身，主教座堂和神学院无以为生，神殿在遭亵渎之后已是肮脏破败，善款机构、虔诚的善举、权益和豁免都已被废除或摧毁。

总之，教会只剩下一具无血无肉、灵魂和权威尽失的空壳。

法国重建的就是这样一副宗教的空架子，那些想出这个悲哀计划的人还自鸣得意，还想篡夺祭坛修复者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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