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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第4页）

英语世界中，许多大革命史家也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19世纪史家的论战在本-伊斯雷尔（H.Ben-Israle）的《英国史家和法国大革命》[14]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但那时，盎格鲁世界对大革命的主流解释可能是来自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于1835年问世的著作，并通过仰慕他的查尔斯·狄更斯在其于1859年问世的《双城记》中获得。

很奇怪，伯克对大革命的全面诋毁在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回声。

在大多数英国人眼里，缺少代议制、没有自由言论，这就足以使推翻一个绝对君主制成为合理因素。

虽然暴力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卡莱尔早就从革命前群众的苦难和社会的腐化中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和美国很少有历史学家长时间地待在法国，或是研读法语档案。

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在阐释法国学者的观点，他们似乎对英国整体和平迈向自由很有好感。

然而，最合英美学者品位的，就是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

托克维尔的第一部著作是分析大西洋对岸的民主体制，从那时开始，他就已经不同于法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想。

托克维尔并没有按照计划写出专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但是他做的初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15]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研究。

这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种试图从长时段来分析大革命的尝试。

从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出发，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看成是不可逆转的自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但是这两股力量并不能共存。

在彻底摧毁旧制度后，奠定大革命的民主和平等也粉碎了自由的保障，而这种保障曾阻碍了君主制威权化的倾向。

结果这为拿破仑的上台铺平了道路，促使拿破仑一举推翻了大革命创立的更无根基的自由体制。

从1789年开始，没有任何一种代议制能存活下来。

托克维尔写下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值新的波拿巴摧毁了孕育其政治生涯的那个体制，因此这位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将大革命看成一种解放的力量，大革命释放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迈向独裁。

托克维尔为此深感遗憾，因此他珍视自由观念，也发现自由在大西洋彼岸已经生根发芽，这真是对他们的恩宠。

但是托克维尔的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并不准确，而且误解也不少。

尽管如此，在他去世（1859年）后的一个世纪里，他在英美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另外，托克维尔去世仅仅几年后，第三共和国便宣告了一个全面自由制度的诞生，而且直到1940年才告以终结。

这与他的预测不太吻合，所以在自己的国家，托克维尔很快就被遗忘了。

在法国，广域大革命研究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被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吸收的。

奠定近代世界众多潮流与趋势基调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故而大革命的研究也从来不可能脱离当代政治。

1945年以后，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变化，围绕大革命的新一番论战就是在“冷战”

的阴影里开始的，然而这难说是一种巧合。

这些论战者就是后来所谓的修正派，这个称呼和那些共产党内部的不受欢迎的批判者是一样的。

在英语世界里，这种批判开始于1954年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在他就职伦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教席的演讲。

讲座的题目是“法国大革命的神话”

（TheMythoftheFreion），他认为大革命不是成长的代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律师和持官者的胜利。

十年后，科班在他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阐释》[16]拓展了他的批评，矛头指向了他称之为以勒费弗尔、拉布鲁斯和索布尔为代表的正统学派。

不仅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成就，而且大革命并没有摧毁所谓的封建制度，而且远没有实现所谓的开启自由职业、解放经济，相反大革命阻碍了经济扩张，代表了“保守的、有产的、地主阶级的胜利”

。

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乔治·泰勒（GeesV.Taylor）在1962年到1972年之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他分析了大革命前的财产结构和商业活动，泰勒的结论是多数严格的资本主义模式都是在君主制国家下运作的，而不是反对君主制的国家。

此外，法国国家财富中，资本主义所占的份额很少，因而不会对旧制度构成挑战。

实际上，在位于社会顶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上的竞争。

从正面来看，他们同属一个精英群体。

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